中国老舍研究会网站

无我——忆老舍先生

2014-1-29 17:50|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914| 评论: 0

摘要: 无我——忆老舍先生 作者:葛翠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3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放弃了国 ...

无我——忆老舍先生
 
 
作者:葛翠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3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放弃了国外的一切,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和振奋。他非常自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已成过去,作为一名作家,老舍自觉肩负重任。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包括相声、鼓词、评书和对口词、太平调,还创作了新品种曲剧。有的编辑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写小说和散文,因为大刊物不发表通俗文艺作品,像老舍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作家,竟以曲艺段子经常在文坛上亮相,似乎给人才华已尽的感觉,很令一些人慨叹。难道老舍再也写不出精彩的小说来了?甚至还有人对通俗文艺作品报以轻视的眼光。
  老舍面对文坛上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坚定他说:“中国还有多少万人是文盲,他们不看报纸和刊物,却听曲艺段子听评书。通俗文艺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文人应该帮助它们提高,以自己的知名度扩大它们的影响。宣传品有什么可指责的?抗日战争中就宣传抗日嘛!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宣传,让老百姓心里明白自己的国家呀,万众一心才能建没新社会!再说了,那么多艺人要活下去,要吃饭哪!那些祖辈传下来的旧段子宣传封建迷信不能演了,他们自己又不会写,演什么?”
  老舍力排诽议,不但自己积极创作通俗文艺作品,还和赵树理、王亚平等人一起创办了专门发表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说说唱唱》,发表了不少的精彩作品如《石不烂赶车》等。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寄稿来,有人在信封上写:“说说笑笑社”收,老舍幽默地圈了两句话:“不是说说笑笑社,真是马马虎虎人。”
  老舍对荣宝斋的发展,宝文堂的出版都积极相助,还支持创办了国画研究会,和赵树理等人筹划创办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老舍不仅亲自讲课,还亲自解决戏曲艺人、国画家、盲人的生活困难,帮他们找出路,安排工作,帮国画家卖画,逢年过节,让他们吃上肉,婚丧嫁娶,他都送上份子,自己掏钱给一些穷困之家的孩子交学费,买文具,记得有一次老舍买了两双皮鞋来,要送给什么人,我看了说:“式样不好看,显得老气。”
  老舍说:“穷人,首先考虑的是耐穿。真牛皮,可以多穿些时间,遇上什么场合要去,也可以有点儿面子。”
  老舍对穷苦人民,是真心的关切,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情同手足,他们的困难牵扯他的心。他不是为了写作去接近那些普通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们尽心尽力,自己就是他们的亲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迎上来亲切地招呼他,磨刀的、修鞋的、理发的、卖肉的、餐馆、食品店,各行业的人等都像邻居亲戚般熟悉他,而他对待这些人,就跟对待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外国的艺术大师一样,同样尊重,同样热情。
  曾有记者问老舍:“您在国外已享有盛名,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要丢弃这来之不易的基础回国呢?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够在国外立足的呀!”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两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心中没有祖国,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老舍先生深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强烈的。但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些人认为老舍旧意识很浓,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属于应该改造的对象。人事科的两位女干事很激进,总提意见:市文联主席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旧艺人、旧文人、旧画家,这儿成了封建文艺的据点儿了,缺乏革命的气氛,应该加倍警惕。这些反映老舍先生听不到,我任老舍秘书,却感到巨大的压力。
  市文联主席办公室的布置,也是让我头疼的事。人事科的女干事让我把一张宣传画贴在办公室里,上边印着马雅柯夫斯基的画像,愤怒的眼光下,伸出手来指问:“你为前线做了什么?”这张宣传画贴了半天,老作家们让我取了下来。挂什么、贴什么、摆什么?老舍先生喜欢国画,可我不敢挂。有朋友送老舍先生福建的漆盒等,也不敢摆。办公桌及柜子上,我只放党报党刊。
  老舍先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捷克国家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送了一个玻璃雕花大瓶,像水晶雕刻一般,通体透明,有两尺多高,非常漂亮,摆在屋角的硬木茶几上,很是豪华气派。可这是件很惹眼的奢侈品,虽是共产党国家赠送的礼品,但放在市文联办公室里却不会增加革命气氛,与无产阶级情调工农化有距离,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恰好勤务员小伙子从哪儿弄来几条金鱼,他就放进了这玻璃雕花大瓶中。有一天,人事科那位女干事来办公室,哼了一声说:
  “文联主席办公室,封建的,崇洋的,气氛可真齐全,就是缺乏革命气氛。”
  我心中一惊,辩解说:“勤务员可是贫农,这是他的鱼!”
  老舍先生来办公室,看了大花瓶一眼,说:“这是捷克国家领导人送的礼品呀,您就当鱼缸了?”我也不敢讲出心中的顾虑,只说:“没有瓶子,勤务员就把金鱼放里边了。”“我给您带个玻璃瓶子来,好不好?”我无奈他说:“这大雕瓶还是让司机送您家中去吧!摆在您的客厅里多好。”老舍不容分辩他说:“我代表中国作家接受的礼品,怎能放自己家中?不行。”后来,总务科帮忙拿去上交了,才免除我一块心病。当时的社会思潮,把资产阶级情调看得很严重,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努力工农化是很重要的课题。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颇具威胁力。
  老舍经常在家中接待外宾,外国作家也很高兴赴老舍的家宴,我作为秘书当然应该协助接待工作。每次,老舍都认真地嘱咐我:“您可别穿一身列宁服,外宾还会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监视我呢!您穿花衬衣、花裙子都行,就是别穿制服!”
  可穿花衣服不是件小事。当时的思潮严厉批判“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我连衣服都是资产阶级,那怎么得了?而且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已经给了我一个很不利的因素,作为学生出身的干部,我受的教育就是个沉重的包袱,思想改造对我有着难以通过的关口,再穿花衣服,将会是什么后果?我的科长风子,是30年代的著名演员,连她任何场合都只穿干部服。女同志只穿白衬衫,灰制服,没有别的颜色。有的年轻同志把白领子翻在灰制服领外边,还挨批呢,上纲为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谁改造谁的问题,引得上级团委都来调查,我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花衣服、打扮一番呢?每次协助老舍接待外宾,老舍坚持不让我穿制服。而我固执地穿列宁服一身灰,老舍认为我不通情理,我认为老舍强人所难,早晚我要遭殃。
  老舍几次不满他说:“不就穿件花衣服吗?就这么难!”
  我沉默不语,可就是不改。心想:“哪儿那么简单!这可是谁改造谁的大问题,联系着世界观,联系着青年的方向、是追求革命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如果我成为思想意识方面的批判对象,谁能救我?”结果老舍对我颇有意见,我呢感到很为难很委屈。
  这样的小矛盾不少,我很苦恼,总想离开这岗位,一时又办不到。而人事科那两位女干事(她们只不过是家庭贫穷而已,这成了有利的资本)总盯着我,不断地提意见,似乎她们决心要改造文联办公室,我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气极了,就说:“市文联副主席是长征干部,老革命,还穿白高跟鞋呢,你怎么不敢提意见?”女干事就说我对党员领导干部不满,党外领导干部旧意识很浓影响着我,原因是气味相投。幸而两位老党员人事科长保护我,还有两位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李彩云、舒薇都替我讲话,我才免于大难。奇怪的是这四位党员干部后来都调基层去了,而那两位爱整人的女干事,虽然文化不高,后来都提拔到局级部门了。可能她们会迎合社会思潮吧!这和后来“文革”期间掀起的思潮不无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全部计划送给老舍先生过目,其中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选送学员,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系的课程,调到文艺单位工作,我很希望能补上文学课,这次文学讲习所招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向老舍先生提出申请,希望他能介绍我去学习。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能!”
  “不就是说句话,打个招呼嘛。创办文讲所您也是领导成员之一。”
  老舍还是三个字:“我不能!”
  我说:“通知中招收学员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我去学习完全符合条件,又不违犯原则和规定……”
  “我不能!”老舍口气坚决,一点考虑的余地也没有。
  我发牢骚说:“您为了盲艺人学习的事,可以亲自去找市长,还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催问。我也是去学习呀,您就不肯帮我说句话!”
  老舍先生还是那句话:“我不能!”
  其实,我去文讲所学习,按照正式推荐手续是完全可以办的,但去人事科找那位女干事办介绍信,令我感到厌烦,只是为了避免和此人打交道而已。但老舍先生却不肯帮忙,我颇有情绪,年轻不懂事,讲话不知轻重,就赌气他说:“您比党员还党员!”
  老舍听了这话,翻了一下儿白眼,硬邦邦他说:“我不是党员,可我把整个儿的心都掏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去找马烽同志,不用办人事手续只办了个旁听证,只听大课,不参加讨论。
  有一天,老舍先生对我说:“明天,我来办公室处理信件。”
  我露出为难的神情,却没有讲话。
  老舍问:“怎么?明天您有别的事吗?”
  我犹豫地说:“我办好了去文讲所旁听的手续,明天郭老讲课,我想去听。”
  老舍先生很爽快他说:“那您去听课吧!您只把信件放在我桌子上就行了。”
  老人还是支持我去学习的,而且并不计较我的赌气话。
  那个时期,各方面的纪律都很严,尤其是党员,凡事都要经过组织批准,像结婚啦,发表作品啦,都要由组织决定。老舍不是党员,但外出参加活动,都以谈话或通信的方式和组织联系。
  老舍去抗美援期前线,寄回来的信虽是写给我,实际上是让组织了解他的情况。信后署名,都写舒舍予,有两封信上款写给市文联秘书长,下款署名只写一个“舍”字。秘书长看过信只说:“存档吧!”我认为老舍先生从前线的来信,应该让文艺界和北京市的领导看到。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渴望着组织的理解、沟通。高层领导中,只有周总理时而抽空请老舍、曹禺、冰心到家中作客,亲切地聊天儿,给予作家关心和理解。但我不能把老舍从前线的来信送到周总理那儿去呀!
  有一次,中国作协办公室主任陈同志来市文联,了解北京作家的思想创作情况,编作家通讯,我就把老舍先生从前线寄来的信拿给他看,并说:“老舍先生去了前线,成为工农兵的一员。他的信似乎应该汇报给领导层。”陈同志没有表态,看过了信也没带回去。
  这位同志曾做过丁玲的秘书,虽是学生出身的干部却在解放区成长起来,我去文讲所听课时,听不懂讲课人的方言,他常热心地为我翻译。我觉得他待人很真诚,就谈到自己对秘书工作的顾虑。这位同志很诚恳他说:“我的体会,秘书工作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具有很多不知的因素,风险较多。丁玲参加革命那么多年,在延安还成为批判对象呢。你要特别警惕‘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问题可轻可重。旧知识分子完全工农化,需要长期的改造过程。你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更要注意灵魂深处的改造。假如你给市文联那位女副主席当秘书,可能风险还小一些,她毕竟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啊!政治方面强。”
  我摇摇头,说:“那我可就惨了!”
  从此,我更加警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努力改造思想,把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看得很重,因为那包含着某种预示,不仅是个人提意见反映情况。
  那时侯外事纪律很严,老舍总是很自觉地遵守,参予什么外事活动,都向单位详细说明。以老舍和冰心的名义邀请赛珍珠访向中国,信件就是公家发出的。每次老舍向海外写信,都交给我寄,还说:“您看过以后,如果需要存档,就抄一份留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重要文字都由我抄写存留。记得老舍曾写过这样一封信: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做。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舍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我身居外国多年,作品也译成了外文,但我从没给自己起过外文名字,可惜得是:我的姓名译成了外文,只是译音,却译不出它的含意来!我不会起另外的名字,永远不!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老舍先生把这封信交给我,说:“您看过后寄出去。需要留底儿就抄一份。”
  我看了这信,觉得没什么涉及政治政策的内容,只不过是朋友问的漫谈,说明自己的名字,没有必要存档,也就没抄写,只把原信寄了。
  回想起来,那封信简直是一篇宣言。
  老舍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唤起世人的良知,他高举正义的旗帜,将凶恶砸在脚下,把生命结束在一个“舍”字上,何等壮烈!
  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名字,融为完美的整体,用“舍”字画了一个句号。 
  无我——忆老舍先生 
  葛翠琳 
  --------------------------------------------------------------------------------
  老舍放弃了国外的一切,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和振奋。他非常自豪,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已成过去,作为一名作家,老舍自觉肩负重任。他曾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创作通俗文艺作品,包括相声、鼓词、评书和对口词、太平调,还创作了新品种曲剧。有的编辑向他约稿,希望他多写小说和散文,因为大刊物不发表通俗文艺作品,像老舍先生这样世界知名的作家,竟以曲艺段子经常在文坛上亮相,似乎给人才华已尽的感觉,很令一些人慨叹。难道老舍再也写不出精彩的小说来了?甚至还有人对通俗文艺作品报以轻视的眼光。
  老舍面对文坛上的种种观点和看法,坚定他说:“中国还有多少万人是文盲,他们不看报纸和刊物,却听曲艺段子听评书。通俗文艺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文人应该帮助它们提高,以自己的知名度扩大它们的影响。宣传品有什么可指责的?抗日战争中就宣传抗日嘛!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宣传,让老百姓心里明白自己的国家呀,万众一心才能建没新社会!再说了,那么多艺人要活下去,要吃饭哪!那些祖辈传下来的旧段子宣传封建迷信不能演了,他们自己又不会写,演什么?”
  老舍力排诽议,不但自己积极创作通俗文艺作品,还和赵树理、王亚平等人一起创办了专门发表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说说唱唱》,发表了不少的精彩作品如《石不烂赶车》等。一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人也寄稿来,有人在信封上写:“说说笑笑社”收,老舍幽默地圈了两句话:“不是说说笑笑社,真是马马虎虎人。”
  老舍对荣宝斋的发展,宝文堂的出版都积极相助,还支持创办了国画研究会,和赵树理等人筹划创办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了盲艺人学习班,老舍不仅亲自讲课,还亲自解决戏曲艺人、国画家、盲人的生活困难,帮他们找出路,安排工作,帮国画家卖画,逢年过节,让他们吃上肉,婚丧嫁娶,他都送上份子,自己掏钱给一些穷困之家的孩子交学费,买文具,记得有一次老舍买了两双皮鞋来,要送给什么人,我看了说:“式样不好看,显得老气。”
  老舍说:“穷人,首先考虑的是耐穿。真牛皮,可以多穿些时间,遇上什么场合要去,也可以有点儿面子。”
  老舍对穷苦人民,是真心的关切,理解他们,尊重他们,爱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情同手足,他们的困难牵扯他的心。他不是为了写作去接近那些普通人,从他们的生活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认为自己应该为他们尽心尽力,自己就是他们的亲人。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迎上来亲切地招呼他,磨刀的、修鞋的、理发的、卖肉的、餐馆、食品店,各行业的人等都像邻居亲戚般熟悉他,而他对待这些人,就跟对待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外国的艺术大师一样,同样尊重,同样热情。
  曾有记者问老舍:“您在国外已享有盛名,作品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什么要丢弃这来之不易的基础回国呢?并不是每一位作家都能够在国外立足的呀!”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作家切断了和祖国、人民的联系,就像空中的飞鸟斩断了两翅。真正的作家,不是以文混饭吃,个人的前途是和祖国的命运血肉相连的。心中没有祖国,怎么能写出好作品来?”
  老舍先生深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感情是真挚的、深沉的、强烈的。但当时的社会思潮,有些人认为老舍旧意识很浓,是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属于应该改造的对象。人事科的两位女干事很激进,总提意见:市文联主席办公室,进进出出的都是旧艺人、旧文人、旧画家,这儿成了封建文艺的据点儿了,缺乏革命的气氛,应该加倍警惕。这些反映老舍先生听不到,我任老舍秘书,却感到巨大的压力。
  市文联主席办公室的布置,也是让我头疼的事。人事科的女干事让我把一张宣传画贴在办公室里,上边印着马雅柯夫斯基的画像,愤怒的眼光下,伸出手来指问:“你为前线做了什么?”这张宣传画贴了半天,老作家们让我取了下来。挂什么、贴什么、摆什么?老舍先生喜欢国画,可我不敢挂。有朋友送老舍先生福建的漆盒等,也不敢摆。办公桌及柜子上,我只放党报党刊。
  老舍先生访问捷克斯洛伐克回来,捷克国家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送了一个玻璃雕花大瓶,像水晶雕刻一般,通体透明,有两尺多高,非常漂亮,摆在屋角的硬木茶几上,很是豪华气派。可这是件很惹眼的奢侈品,虽是共产党国家赠送的礼品,但放在市文联办公室里却不会增加革命气氛,与无产阶级情调工农化有距离,不会有什么好效果。恰好勤务员小伙子从哪儿弄来几条金鱼,他就放进了这玻璃雕花大瓶中。有一天,人事科那位女干事来办公室,哼了一声说:
  “文联主席办公室,封建的,崇洋的,气氛可真齐全,就是缺乏革命气氛。”
  我心中一惊,辩解说:“勤务员可是贫农,这是他的鱼!”
  老舍先生来办公室,看了大花瓶一眼,说:“这是捷克国家领导人送的礼品呀,您就当鱼缸了?”我也不敢讲出心中的顾虑,只说:“没有瓶子,勤务员就把金鱼放里边了。”“我给您带个玻璃瓶子来,好不好?”我无奈他说:“这大雕瓶还是让司机送您家中去吧!摆在您的客厅里多好。”老舍不容分辩他说:“我代表中国作家接受的礼品,怎能放自己家中?不行。”后来,总务科帮忙拿去上交了,才免除我一块心病。当时的社会思潮,把资产阶级情调看得很严重,思想改造,知识分子努力工农化是很重要的课题。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颇具威胁力。
  老舍经常在家中接待外宾,外国作家也很高兴赴老舍的家宴,我作为秘书当然应该协助接待工作。每次,老舍都认真地嘱咐我:“您可别穿一身列宁服,外宾还会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监视我呢!您穿花衬衣、花裙子都行,就是别穿制服!”
  可穿花衣服不是件小事。当时的思潮严厉批判“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我连衣服都是资产阶级,那怎么得了?而且我是燕京大学的学生,这已经给了我一个很不利的因素,作为学生出身的干部,我受的教育就是个沉重的包袱,思想改造对我有着难以通过的关口,再穿花衣服,将会是什么后果?我的科长风子,是30年代的著名演员,连她任何场合都只穿干部服。女同志只穿白衬衫,灰制服,没有别的颜色。有的年轻同志把白领子翻在灰制服领外边,还挨批呢,上纲为这是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谁改造谁的问题,引得上级团委都来调查,我怎么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花衣服、打扮一番呢?每次协助老舍接待外宾,老舍坚持不让我穿制服。而我固执地穿列宁服一身灰,老舍认为我不通情理,我认为老舍强人所难,早晚我要遭殃。
  老舍几次不满他说:“不就穿件花衣服吗?就这么难!”
  我沉默不语,可就是不改。心想:“哪儿那么简单!这可是谁改造谁的大问题,联系着世界观,联系着青年的方向、是追求革命还是成为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如果我成为思想意识方面的批判对象,谁能救我?”结果老舍对我颇有意见,我呢感到很为难很委屈。
  这样的小矛盾不少,我很苦恼,总想离开这岗位,一时又办不到。而人事科那两位女干事(她们只不过是家庭贫穷而已,这成了有利的资本)总盯着我,不断地提意见,似乎她们决心要改造文联办公室,我真是苦不堪言!有一次我气极了,就说:“市文联副主席是长征干部,老革命,还穿白高跟鞋呢,你怎么不敢提意见?”女干事就说我对党员领导干部不满,党外领导干部旧意识很浓影响着我,原因是气味相投。幸而两位老党员人事科长保护我,还有两位从解放区来的女干部李彩云、舒薇都替我讲话,我才免于大难。奇怪的是这四位党员干部后来都调基层去了,而那两位爱整人的女干事,虽然文化不高,后来都提拔到局级部门了。可能她们会迎合社会思潮吧!这和后来“文革”期间掀起的思潮不无联系。
  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全部计划送给老舍先生过目,其中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选送学员,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系的课程,调到文艺单位工作,我很希望能补上文学课,这次文学讲习所招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我就向老舍先生提出申请,希望他能介绍我去学习。
  老舍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能!”
  “不就是说句话,打个招呼嘛。创办文讲所您也是领导成员之一。”
  老舍还是三个字:“我不能!”
  我说:“通知中招收学员规定:各省市文艺单位都可以推荐,我去学习完全符合条件,又不违犯原则和规定……”
  “我不能!”老舍口气坚决,一点考虑的余地也没有。
  我发牢骚说:“您为了盲艺人学习的事,可以亲自去找市长,还让我一遍又一遍地打电话催问。我也是去学习呀,您就不肯帮我说句话!”
  老舍先生还是那句话:“我不能!”
  其实,我去文讲所学习,按照正式推荐手续是完全可以办的,但去人事科找那位女干事办介绍信,令我感到厌烦,只是为了避免和此人打交道而已。但老舍先生却不肯帮忙,我颇有情绪,年轻不懂事,讲话不知轻重,就赌气他说:“您比党员还党员!”
  老舍听了这话,翻了一下儿白眼,硬邦邦他说:“我不是党员,可我把整个儿的心都掏给共产党了!”
  后来,我去找马烽同志,不用办人事手续只办了个旁听证,只听大课,不参加讨论。
  有一天,老舍先生对我说:“明天,我来办公室处理信件。”
  我露出为难的神情,却没有讲话。
  老舍问:“怎么?明天您有别的事吗?”
  我犹豫地说:“我办好了去文讲所旁听的手续,明天郭老讲课,我想去听。”
  老舍先生很爽快他说:“那您去听课吧!您只把信件放在我桌子上就行了。”
  老人还是支持我去学习的,而且并不计较我的赌气话。
  那个时期,各方面的纪律都很严,尤其是党员,凡事都要经过组织批准,像结婚啦,发表作品啦,都要由组织决定。老舍不是党员,但外出参加活动,都以谈话或通信的方式和组织联系。
  老舍去抗美援期前线,寄回来的信虽是写给我,实际上是让组织了解他的情况。信后署名,都写舒舍予,有两封信上款写给市文联秘书长,下款署名只写一个“舍”字。秘书长看过信只说:“存档吧!”我认为老舍先生从前线的来信,应该让文艺界和北京市的领导看到。作为一名作家,老舍渴望着组织的理解、沟通。高层领导中,只有周总理时而抽空请老舍、曹禺、冰心到家中作客,亲切地聊天儿,给予作家关心和理解。但我不能把老舍从前线的来信送到周总理那儿去呀!
  有一次,中国作协办公室主任陈同志来市文联,了解北京作家的思想创作情况,编作家通讯,我就把老舍先生从前线寄来的信拿给他看,并说:“老舍先生去了前线,成为工农兵的一员。他的信似乎应该汇报给领导层。”陈同志没有表态,看过了信也没带回去。
  这位同志曾做过丁玲的秘书,虽是学生出身的干部却在解放区成长起来,我去文讲所听课时,听不懂讲课人的方言,他常热心地为我翻译。我觉得他待人很真诚,就谈到自己对秘书工作的顾虑。这位同志很诚恳他说:“我的体会,秘书工作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具有很多不知的因素,风险较多。丁玲参加革命那么多年,在延安还成为批判对象呢。你要特别警惕‘衣服是工农兵,灵魂深处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这个问题可轻可重。旧知识分子完全工农化,需要长期的改造过程。你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更要注意灵魂深处的改造。假如你给市文联那位女副主席当秘书,可能风险还小一些,她毕竟是经过长征的老革命啊!政治方面强。”
  我摇摇头,说:“那我可就惨了!”
  从此,我更加警惕灵魂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努力改造思想,把人事科女干事的意见看得很重,因为那包含着某种预示,不仅是个人提意见反映情况。
  那时侯外事纪律很严,老舍总是很自觉地遵守,参予什么外事活动,都向单位详细说明。以老舍和冰心的名义邀请赛珍珠访向中国,信件就是公家发出的。每次老舍向海外写信,都交给我寄,还说:“您看过以后,如果需要存档,就抄一份留下。”那时还没有复印机,重要文字都由我抄写存留。记得老舍曾写过这样一封信:我的名字就是我的姓。以姓作名,舒字拆开来,是舍予,意思是“无我”。我很为自己的姓名骄做。从姓到名,从头到脚,我把自个儿全贡献出去。关键是一个舍字,舍什么?舍的是“予”。我写书用的笔名老舍,也是保留一个“舍”字,不是老“予”。以姓为名,以名构成姓,都是围绕这个意思,这是我一辈子的信念。虽然我身居外国多年,作品也译成了外文,但我从没给自己起过外文名字,可惜得是:我的姓名译成了外文,只是译音,却译不出它的含意来!我不会起另外的名字,永远不!我至死守着这个“舍”字,我的名字和我这个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老舍先生把这封信交给我,说:“您看过后寄出去。需要留底儿就抄一份。”
  我看了这信,觉得没什么涉及政治政策的内容,只不过是朋友问的漫谈,说明自己的名字,没有必要存档,也就没抄写,只把原信寄了。
  回想起来,那封信简直是一篇宣言。
  老舍为了捍卫人的尊严,为了唤起世人的良知,他高举正义的旗帜,将凶恶砸在脚下,把生命结束在一个“舍”字上,何等壮烈!
  他的理想、他的追求、他的名字,融为完美的整体,用“舍”字画了一个句号。
 

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Archiver|手机版|中国老舍研究会 老舍学网站 ( 工信部 京ICP备15044481号 公安 11010802029916 )

GMT+8, 2022-9-30 05:21 , Processed in 0.035998 second(s), 12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2.5 Licensed

© 2001-2012 Comsenz Inc.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