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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忆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

2012-12-9 22:11| 发布者: 网站管理员| 查看: 1575| 评论: 0|原作者: 何兮 (张昆河口述,李耀曦执笔)|来自: www.laoshexue.com

摘要: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天,我考上齐鲁大学国文系。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兼校长是林济青,国文系主任是郝立权(字柄衡)先生。而我们大学一年级《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两门课的业课教授,就是声名卓著的新文学家舒舍 ...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天,我考上齐鲁大学国文系。

  当时的文学院院长兼校长是林济青,国文系主任是郝立权(字柄衡)先生。而我们大学一年级《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两门课的业课教授,就是声名卓著的新文学家舒舍予——老舍先生。

  第一次见先生是暑假期间,在文理学院办公楼(洋名叫"马喀考米卡楼")二层的院长室里。当时我是个"文学谜",慕名前来拜访的我吃惊地呆立着,半天没有说出话来。因为站在我面前的这位舒先生,竟只有三十多岁年纪:身材不高,清瘦,梳分头,戴圆片金丝眼镜,两眼异常有神。他身着一件西式白色纺绸衬衫,举止洒脱,气度不凡。但绝没有一般留洋归来者那种洋味十足的绅士派头,也不见有何名士风流的逸气,与我想像中那位被称作"《论语》八仙"之一的幽默大师毫无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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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济南南新街小院的全家福


  这次谈话,时间不长。先生没有显出多少幽默,似乎也无意谈文学,只是一本正经地向我这个33级新生介绍了一番齐鲁大学的院系建制和课程安排。后来,看到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他虽然很喜欢幽默,但对初次见面的人并不太爱讲话,尤其女人。

  即使如此,我还是有点大喜过望和受宠若惊,以至于来前路上准备好的一肚子话,一点儿也没倒出来;老舍先生究竟说了些什么,也呆呆地大半没有听进去。如今还能清楚记得的,只有最后那句话——就是先生介绍到开课的教材,都是他自己编的时,说:"我这是'现蒸现卖',讲不好,您哪——凑合着听。"一句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俚语,幽默而毫无教授架子。

  老舍先生讲课,是坐着的。

  后来知道,他有腿病。但讲着讲着,兴致上来,便也站起来,讲得逸兴湍飞时,常有妙语脱出,冷丁袭来,引得哄堂大笑。但先生自己可不笑,始终板着脸,一本正经。

  老舍在齐大所开课程,除了一年级的《文学概论》和《文艺批评》外,还有:《小说和作法》、《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一些回忆文章把后两门合称为《世界名著研究》,但当时,这是两门课。)。《小说和作法》,是给国文系二年级开的;《但丁研究》与《莎士比亚研究》,是三年级的选修课。

  先生讲这两门课,并不看讲义,也很少手势,而能挥洒自如,纵横跌容。虽是浓重的北京口音,但经过了淘洗和净化,没有那种"京片子"的贫、虚、俗,没有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例子多是外国的,课却轻松动听,并不涩奥,颇有融古今中外作一勺烩的味道。

  舒先生对当时的军阀统治是不满的。课堂上亦有言涉时政之辞。但多是反语、冷箭,含沙射影,藏而不露。而同在"国学研究所"后来成为老舍朋友的墨学家栾调甫先生,则常常是不忌生冷,不管是韩复榘,还是蒋介石,逮谁骂谁,皆可拍案大骂。

  先生的文学概论与文艺批评课,大受青年学子的欢迎。除了我们国文系一年级,其他许多系的也跑来听,柏尔根楼(今物理楼)的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这在齐大,实属罕见。因为,当时学生人数很少。一般一门课,必修与选修加在一起,也不过一二十人。譬如,加拿大籍教授、传教士出身的明义士。(J.M.Mengies)的甲骨文课,自始至终只有三个学生选听。

  当然,这既是先生个人的魅力,也是新文学本身的魅力。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凡是有些血气的青年,谁不愿意接受新思潮,喜欢新文学呢?这是当时时代的主潮,大潮浩荡任谁人也无可阻挡的。然而,齐鲁大学是美、英、加拿大三国基督教会为便于传播宗教而集资兴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它的文学院国文系的宗旨,是为各教会中学培养国文教员。在老舍、郝立权等先生到来之前,其历届国文系的系主任和多教员,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之类的老夫子。所授课目,皆是《尚书》、《诗经》、文选、音韵、训诂一类所谓"旧学"。因此,在齐鲁大学的历史上,文科开讲"新学",老舍乃是第一人。这在齐大是堪称创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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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齐鲁大学鸟瞰全貌(由南向北看):神学院、柏根
楼、办公楼、考文楼、圣保罗楼,远处是济南外城南圩子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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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大学校门(又称:校友门)

  这个创举之功,应归于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和国学研究所主任栾调甫。栾调甫是一位自学出身的墨学大师。梁启超《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上,讲到《墨子》部分,曾对这位栾公大书特书,认为他的造诣堪称"石破天惊",即便不是绝后也属空前。在栾调甫的建议下,1930年林济青去北京先后请来了舒舍予(老舍入郝立权、余天麻、陈祖炳、谢惠等知名学人,充实到国学研究所和各系任教。来后,舒先生任国学研究所新文学教授,兼编《齐大月刊以郝立权任国文系任;余天麻任社会经济系主任;陈祖炳任物理系主任;谢惠任化学系主任。这样就使文理学院的系主任阵营无论在学历、资格、才能和教学质量上,都前进了一大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来由老夫子们滥学充数、洋传教士独揽朝政的局面。同时,也为日后林济青被洋人挤出齐大,埋下了伏笔。这自是后话。

  老舍先生开讲新文学,在齐大荡起一股清新之风。影响所及,连那个酷好中国古文化的明义士家里,也摆有老舍题了字的新版长篇小说《离婚》。

  当时,无论是《齐大月刊》、《现代》杂志,还是林语堂主办《论语》半月刊,只要一有先生的文章登出,都会在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中引起一阵骚动,大家争相传阅,先睹为快。再不然,就自己跑到院前东方书社买它一本,带回宿舍,细细阅读,慢慢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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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风〉半月刊.jpg

  读着,读着,我们中间一些人也难耐跃跃欲试之情,便也要组织文学社。记得班上马琳等八九个男女同学,成立了一个"未央社",常凑到一起,颇为自负地谈诗论文。我也不甘寂寞,参加到一个叫"时代青年"的文学社里去充数。它是校外的,主要成员是当时济南省立一中的几名年轻语文教师,由刚从北大毕业回来的严薇青(建国后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主办。那时,卞之琳、李广田等人,也在一中教书。

  当时,老舍先生并不给我们开《小说和作法》,但这毫不妨碍我们这些人把自己写的称作小说、散文、诗歌的一类东西,朝他手里塞。每逢下课,先生腋下必云集起厚厚的一叠"杰作",带回家。下次上课时,又是一摞。

  先生宽容大度,和蔼可亲,常于繁忙之中,不惜时间,耐心地看这些习作,坦率地指出不足并给以指导,但,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奉送廉价的夸奖。记得有一次,先生在别的班上表扬了马琳写的一篇散文和我的一篇小说,说写得还可以。我闻讯大喜,又送上一些新诗。得到的回答却是:"你这新诗写得可不好,没劲儿(先生主张:新诗要像一团火,语言要有热力)!受旧诗影响太深。"一下子,打消了我想当新诗人的念头。

  愈是如此,同学们愈是敬重先生,想方设法与之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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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齐大学生的风采

  最好的接触机会,莫过于"系会"。所谓"系会",就是全系师生联欢会。这是一个例会,规定每学期举行两次,一首一尾。会上,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节目,便是老舍先生的京剧清唱和讲笑话。先生熟悉民间事物,爱好广博,他的笑话,大都精彩不俗。

  至今,还记得他那个关于票友的笑话:

  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是个票友。此人这京戏迷得厉害,一心想"下海"成名角儿。可唱得太差,谁听了谁捂耳朵,花钱请也请不来,才主也拉不住。没办法。只好自个儿找了一个清静的地界儿--跑到西山去唱。上了装,提把青龙惬月刀,连作带打,唱《单刀赴会》。
  正唱着唱着,山上下来一个老头儿,打柴的。一看这位,吓懵了:不知是关老爷显圣,还是土匪劫道;赶忙跪下磕头:"好汉爷饶命!好汉爷饶命!"票友一看,心中暗喜,大喝一声:"老头儿休怕!饶尔性命不难,只须一一听我一段西皮--便可免你不死"。便又野唱起来。
  唱着,唱着,老头儿"扑咚"一声又跪下丁:"好汉爷,你甭唱了,还是杀、杀了我吧!"票友惊问:"为何?"老头哭道:"我觉得,还是杀丁我一一更好受"。

  人们哄堂大笑。老舍话锋一转,说,写文章也是这样,光自个儿感觉好不成,还得有读者。我有一个哥哥,就很爱读张恨水的小说,而决不看我写的。杀头也不看。

  齐鲁大学校北,围子门里南新街54号(今58号),是老舍先生结婚后的寓所。那时,我们这些文学迷,曾多次涉足这所幽静的小院一一找先生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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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老办公楼侧门台阶上的齐大师生

  我们与老舍先生交谈,年轻的舒师母胡絜青女士有时也微笑着立在一旁,但并不插话。胡女士大约二十五六岁,梳着当时知识女性中流行的齐耳短发,穿短袖旗袍,身材修长,颇有大家闺秀的风姿。听说她也是一个旗人,一位画家的女儿,女才子。那时她已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随先生来济后,在齐鲁中学(今济南五中)教国文。

  曾有一个时期,胡女士在我们班听齐树平先生的《中国美术史》课。才开始大家并不知道是舒师母,只见她每次总是腋下挟个硬皮笔记本独往独来,来后便静静地坐到最后一排,并不按齐大"尊重女性"的惯例:女生坐前,男生在后。

  老舍先生的寓所不大,却种了不少花草,记得院子里有一眼井,好像还有一株紫丁香和一大缸荷花,在北屋西侧的会客室里,先生向我们谈了对于自己小说的看法。先生说《老张的哲学》虽然你们都愿意看,但太粗糙,不过是抱着幽默死啃。如果现在再写,可三倍于原作。《猫城记》不太成功。对《小坡的生日》、《离婚》还比较满意。

  当然,这里有谦虚之词,不可完全看死。谁都知道,老舍在济南的三四年间,写了为数可观的长、短篇小说、幽默诗文,还有一组专门描写济南风土人情的散文。这是先生抗战前的黄金时代,也是其一生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他逐渐淘洗了前期作品里那类未必需要的插科打浑,他那独具特色的幽默风格更加成熟,更趋深沉了。

  关于幽默,先生专门谈了自己的看法。记得大意是:有人说我很幽默,我不以为荣,也不以为辱。只是觉得自己可笑,别人也可笑,我不比别人高,别人也不比我高,谁都有缺欠,谁都有可笑的地方。有人一定说他是圣人,叫我三跪九叩报门而进,我没这个瘾。我不教训别人,可也不听别人教训。现在想来,这段话很要紧。它于无意中说出了先生幽默感的来由一一抱着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阅人阅世,认为人生皆有缺陷,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既自信又冷静,但并不居高临下,自比圣贤。

  它也于无意中透露出先生性格中的一个侧面一一没有奴颜和媚骨。中国文人一向分为两类:"狂"和"狷"。《论语》里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先生为人谦逊随和,又"有所不为",对于军阀、洋人、权势者一向是不买账的。节骨眼儿上,大义凛然。可杀而不可辱。

  遗憾的是,我们终于没能听到先生的《小说和作法》课。因为,1934年夏天,老舍就辞教他适了。有人说,是与校长林济青吵翻后愤而辞教的。先生与林为何争吵?不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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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夏作者与原齐大国文系学生张昆河老先生陪同舒济舒乙齐鲁大学寻踪

  先生离开齐大后,接到青岛大学校长赵太侔的聘书,去了青岛。没想到,1936年赵辞职,林济青又赴青继任青岛大学校长。老舍不愿与之合作(此说似乎不确。后来徐中玉有此一说,但辞职实乃主因学潮,是与当初聘老舍的校长赵太侔"共进退"了——笔者),未接聘书,决然辞教。这段公案,先生生前不愿提及,至今已鲜为人知了。

  1937年夏天,老舍先生重返齐大。不久,日本人兵临城下,韩复榘的国军炸毁黄河大桥,弃土南走。11月15日晚上,在韩投弹炸桥的爆炸声中,先生毅然决然,弃家独行,奔赴国难。仅携一只小手提箱,怀揣50块钱。冯玉祥先生曾写下一首"丘八"诗,盛赞此举:

  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
  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
  ……

  从此,我便再也没有见过先生。

  注:口述者张昆河:张先生1936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乃当年山东省议会参议长张岳之大公子,其父张岳是韩复榘西北军的首领人物。我作笔录时,张为济南铁路一中退休历史教师,济南知名文史专家。笔者在上世纪80末90年代初,与张老先生多有交往。

  (此文原载1989年《山东史志丛刊》第1期,后收入李耀曦《老舍与济南》,2005年又选入张桂兴编辑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的《老舍评说七十年》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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