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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的末路——论《骆驼祥子》

2014-1-30 10:12|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791| 评论: 0

摘要: “志愿”的末路——论《骆驼祥子》 -------------------------------------------------------------------------------- 作者:施军 翟业军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 ...


“志愿”的末路——论《骆驼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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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施军 翟业军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骆驼祥子》究竟说了些什么?是由一个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地狱”的模样,写出个“劳苦社会”来?1是通过一个车夫的毁灭,批判个人主义的单打独斗,呼唤群体的革命?2是描述一个乡间青年如何被城市文明病逐步吞噬,从而表达对于前现代的纯洁、干净的怀想?3是以“三起三落”三个标准的抛物线,传达出基督徒老舍的悲观主义?4种种解读都言之成理,却也漏洞百出,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找到反驳的证据。比如,如果是揭露社会不公的话,老舍为什么不塑造压迫者典型,从而在对照中更鲜明地托出主旨?小说中着力刻画的有钱人刘四爷是黄天霸,曹先生是孔圣人,而黄天霸和孔圣人是祥子心目中的大人物、完人。如果是呼唤群体革命的话,老舍为什么对小说里唯一的革命者阮明充满了怀疑和鄙弃,还给祥子安排了堕落的结局,惹得“劳动人民”抱怨。如果是批判城市文明病的话,祥子为
  什么那么狂恋着城市?“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如果是表达基督徒的悲观主义的话,基督教义却是一种乐观的精神、情怀、信仰,相信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拯救、有依靠、有慰藉,上帝的爱是广施的。老舍却说:“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其实,雨并不公道,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老舍的爱是有差等的,有选择的。老舍与基督精神相距何远。
  释义的多端和窘境一方面说明小说的丰富、深邃,另一方面也说明小说确实存有不少矛盾、罅隙。比如,小说前半段绝口不提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在老舍笔下,拉车并非下等、受压迫的事,而是祥子“理想的职业”,祥子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车夫们抛却任何参照系,自顾自地组建成一个世界、一盘机器,祥子就是机器上的一枚钉子。但是,小说发展到半程,祥子的钱被孙侦探讹诈,老舍开始了抱怨:“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击打。”当祥子和虎妞结婚,搬到大杂院住后,老舍更是时时义愤,刻刻不平,什么“没有公道的世界”,“‘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不一而足。老舍为什么会有如此截然的转变?是因为大杂院勾起了他童年的贫困、屈辱的记忆?还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左翼风潮使然?我们应该相信小说前半段的老舍,还是后半段的老舍?

  仔细辨析,我们觉得还是前半段的老舍更可靠。
  首先,祥子并不是一个“车夫”般的车夫。在老舍笔下,“车夫”是个特定概念,指那些喝酒、赌钱、逛白房子,有着许多“可以原谅而不便效法的恶习”的车夫。无数车夫相仿佛的生命轨迹汇成了一道“车夫”的辙。这道辙便是横亘在每个车夫面前的命。祥子却与这道辙无关。他觉得:“他就很象一棵树,上下没有一个地方不挺脱的。”这哪里是吞粗粮、冒血的车夫,这是人的理想范本啊。就是这人的范本,即便“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其后祥子堕落,正是从人的范本向车夫的“辙”的下坠。
  小说大段大段描述了祥子眼中的风景。比如,当祥子牵着三匹骆驼逃离军队,快到北京城时,“红霞碎开,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横的是霞,直的是光,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蛛网: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老松的干上染上了金红,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一切的东西都带出笑意”。当虎妞找上曹家门时,祥子觉出眼前景色的可怕:“那些灰冷的冰,微动的树影,惨白的高塔,都寂寞的似乎要忽然的狂喊一声,或狂走起来!”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认为,风景和“内面”同时被发现,客体和主体互为前提。那么,众多随祥子情绪转变而转变的风景的出现,表明祥子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车夫,而是一个主体,一个对自身使命有着充分省视的个体。
  其次,拉车不仅仅是职业,车不仅仅是挣钱吃饭的工具。老舍说,臆想中的那辆车是祥子挣扎与困苦的总报酬,是“身经百战的武士的一颗徽章”。徽章以微小的物质象征着巨大的精神内涵,车的物质便被削弱,象征性意义被无限加强。老舍甚至直接说,买上车是祥子的“志愿,希望,甚至是宗教。”原来,祥子在车上寄予着自己全部的希望,正是炙热希望的强有力助推,使车挣脱了车的属性,成了志愿、宗教。而祥子之所以秉有如此炙热、喷薄的希望,是因为他是立于“车夫”的辙之外的车夫,是人的“辙”之外的“超人”。
  于是,我们看见祥子拉着车一路狂奔,就仿佛看见一个“超人”朝着自己的志愿奋不顾身地扑去。我们不由得担心:他能最终攫住自己的志愿吗?他会不会猛地扑了个空,把自己狠狠地摔伤、摔死?所以,这出人、车之间故事不是黑暗、不公的现世里的一出典型惨剧,而是一个奋斗的、要强的、体面的个体追逐自己的志愿,最终必然落败的悲剧。但是,目不识丁的祥子怎么能成为“超人”?黄包车怎么能成为志愿和宗教?老舍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在不恰当的人、物身上不恰当地附着了悲观主义生命观。

  被志愿驱策着的“超人”为什么必然落败?让我们先看看志愿。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无关乎表象世界的自在之物,是独立于时空之外,不服从时空中的现象法则的“一”。意志的玄妙对于我们是不可知的神奇,我们关于意志的所有认知都是借助表象而来的间接认识,是我们自以为是的认识。单一的、不可分的意志有无数种现身方式,这种个体化的意志就是志愿。志愿是老舍小说的关键词。《大悲寺外》中的丁庚说:“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得辣些。”丁庚就是被志愿刺激着的英雄/“超人”。但是,黄先生所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我决不,决不计较”,却如魔咒紧紧拴住了丁庚,使他衰萎。“超人”最大的敌人是基督的温爱和宽恕。
  在《骆驼祥子》中,老舍却认为,“超人”落败的根本原因还是意志的个体化原理,是志愿。每个“超人”秉持着属己的志愿,会认为自己的志愿高于他人的志愿,不管不顾别的个体的志愿,理直气壮、贪婪、无休止的索求自己的志愿。无数志愿便会猛烈冲突、斗争以至轰毁,从而造成意志命定的悲剧性。祥子的志愿是车。正是志愿的强烈推动,使祥子成为不是“车夫”的车夫。也正是志愿的推动,才使祥子从一次又一次的毁灭性打击中重新倔强地站起来。但是,意志是唯一的,志愿却是多样的。祥子有志愿,虎妞也有属己的志愿。虎妞的志愿就是千方百计地嫁给祥子,拴住祥子,紧紧攥住所剩无几的青春。但是,她的志愿于她自己是坚定、执著,于祥子却是梦魇。“她把他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他现在成了个偷娘们的人!”和虎妞的不洁性爱是祥子这件必将破裂的瓷器上最初、最深刻的一道裂痕。婚后,虎妞变态、疯狂的性索求更加迅速地掏空了祥子的身体,使他再也成不了体面、干练的车夫。后来,老舍又称夏家姨太太是年轻貌美的虎妞,写祥子乍见白面口袋,仿佛又看见虎妞狰狞的嘴脸。“虎妞”们的志愿彻底摧毁了祥子的志愿。站在祥子的角度,我们还可以把抢他车的大兵、侮辱他的刘四,诈他钱的孙侦探、愚弄他的陈二奶奶等所有阻遏着祥子志愿的人统称为“虎妞”。“虎妞”们不就是孩子手上抓着的,让蚂蚱飞不起来的线?所以,祥子的悲剧是意志的个体化原理不得不面临的困境,志愿注定无法达成。用老舍的话说就是:“希望多半落空。”于是,老舍一再地贬抑个人主义。比如,“为个人努力的也知道怎样毁灭个人,这是个人主义的两端”,还说祥子是“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里的个人主义不与集体主义相对,而是指意志的个体化原理。个人也不与群众相对,而是指由强烈志愿助推着的“超人”。
  本源的意志无法遏制,没有止境,经验的志愿、欲求无止息。老舍更大的悲怆在于,他对于志愿的穷途末路有着清醒的认识,却找不到任何出路。这种认识与际遇的纷繁和知识的累积没有关系,而是由天性决定的。老舍纤敏、悲观的天性使他喝着一杯又一杯的苦酒,永远无法释手。
  需要强调的是,老舍的悲观主义与叔本华哲学也有疏离处。叔本华认为,人生的痛苦来源于意志,要消泯痛苦就必须消泯意志,达到空无、寂灭。叔本华喜欢的还是印度教、佛教。而老舍虽然看到志愿带来痛苦,却无法割舍志愿。没有了志愿,车夫就是车夫,车就是车,一切都在辙里兜圈圈,生命成为没有惊喜,没有未来的泥潭。所以,他悲凉地注视着志愿在祥子身上点滴褪去,痛斥祥子把“事”当成了“事”。有志愿助推的事业当然不同于糊口的事。老舍念念不忘的还是事业,是志愿。
  有志愿会落空、毁灭,最终成为“走兽”。没有志愿会平淡、无光彩,更加只是“走兽”。人们如何才能在志愿的有、无之间找到平衡,使自己超逾于“走兽”的命运?这是《骆驼祥子》提出的永恒话题。

  (本文作者: 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讲师)

  1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中自述:“……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
  2 第23章,老马对祥子说:“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看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的《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骆驼祥子》的深层意蕴是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
  4 老舍早年受洗,基督教义及教会生活或隐或显地长久影响着他。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老张的哲学》便在教会人士身上着墨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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