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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短篇小说比较研究

2014-1-30 10:27|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687| 评论: 0

摘要: 老舍短篇小说比较研究 -------------------------------------------------------------------------------- 作者:成梅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9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的短篇小说 ...


老舍短篇小说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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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梅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09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的短篇小说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具有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幽默含刺、深沉含情、隐秀含蓄”(1)的风格特点。它们既是老舍深入观察、体会生活的结晶,又是老舍广泛借鉴中外已有的文学成果的结果。从外国影响的角度来看,老舍的短篇小说在语言运用,形象刻画,故事情节,思想、艺术等多方面均可发见西方影响的痕迹与渗透,而尤能引发人们对英美文学具体篇章的溯源联想的则有《黑白李》、《马裤先生》、《新爱弥耳》、《民主世界》等篇什,本文将以文本对照的方法,就这些短篇小说与外国文学的联系作以探讨与分述。

一.《黑白李》与《双城记》

  《黑白李》是老舍比较重要的一篇短篇小说,它曾被列为(老舍短篇小说选》的首篇。从老舍在《<赶集>序》和《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的自述可知,老舍从事短篇创作经历了一个从应约性试笔到自觉投入的过程,而《黑白李》恰恰是老舍决定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好好的干”之后的第—批力作之一,曾“经过三次的修正”。(2)老舍还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文中对其截至于1935年的短篇小说作了大致分类,《黑白李》被归入“先有了个观念而后去撰构人与事”的第四类。对于第四类,老舍作了以下说明:“其实其中的人与事全是想象的,全是一个观念的子女。《黑白李》与《铁牛和病鸭》都是……先想到意思,而后造人,所以人物的一切都有了范围与轨道;他们闹不出圈儿去。”(3)老舍创作《黑白李》时所事先形成的“观念”和“意思”到底来自何处,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文本对照显示,《黑白李》与狄更斯《双城记》的情节主线十分相象。

  在老舍所熟悉的诸多外国作家中,狄更斯既是老舍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启蒙老师,又是老舍受益于终身的文学大师之一。《双城记》是狄更斯成熟期的重要作品,通常被看作他的代表作之一,老舍不会不读。故而,倘若认为,《黑白李》的创作构思主要是受到《双城记》的启示,显然是理由充足的。

  《双城记》从总体上来看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社会小说和历史小说, 尽管小说中不乏巴黎和伦敦、法兰西和英格兰的社会场景,群众场面,充满对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和后果,成就与失误的具体描绘和主观评议,但小说中起到穿针引线作用的主要情节线索讲的却是一个爱情与自我牺牲的故事.小说中卡尔顿和达尔内虽然一个是英国人,—个是法国人,但长相酷似。他们都倾心爱着美丽、温柔、贤惠的露西。卡尔顿由于颇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自卑、犹郁的个性,冷摸、放任的生活态度和自小养成的忽上忽下的不稳定情绪,惟恐自己的追求会玷污、辱没了露西,给她带来痛苦,悲哀和悔恨,故而长时间地把刻骨铭心的爱深藏于心,只是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在露西住所周围独自徘徊,流连不去,直至破晓。他仅向露西表明过—次心迹,那是在他已下定决心要为露西的幸福而放弃自己的爱,但随时准备为露西和露西所爱的人作出任何牺牲之后。达尔内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却主动放弃了贵族名份,远离家园,在英国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自食其力。在与露西父女的交往中,他幸运地获得露西的爱情,幸福地结了婚,并养育了儿女。在法国王权“暂停”后,达尔内收到原籍邮务所所长兼税务人加伯尔的—封求救信。在骄横的候爵死后,加伯尔曾受其早已离家的侄儿达尔内的委托处理庄园财产,并按照达尔内关于体恤百姓的指示给了佃户们一些优惠。但在这场席卷一切的革命中他还是被群众所拘禁,生命受到威胁。达而内知道加伯尔是因与自己及自己那个家族的联系而受惩,深感内疚。考虑到自己从未参与过父辈的欺压百姓与横征暴敛,他怀着一颗坦荡的心潜回风云莫测的故国,以期对受己连累者有所帮助。不科,这却是一次自投罗网的冒险。当时,法国正处于革命的高潮,颁布了一个接一个的新法令,其中包括对外逃分子的严惩。达尔内一到巴黎,便被当作贵族兼外逃分子遭到逮捕,投入监狱。其岳父、妻女闻讯由英国赶来营救。革命前曾因控告贵族罪恶而在巴士底狱作了十八年囚徒的岳父曼内特医生,此时在这把一切颠倒过来的革命岁月里正成了民众的偶象,具有崇高的声望。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经过数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在开庭审判时以雄辩的事实说服审判官、检查官和陪审团,使女婿得以无罪释放。然而达尔内回家还不到—天,就受到革命者中怀有私愤的激进者的告发,再次被捕,而且由于历史的悲剧与偶合,被无可挽回地判决为死刑。在判决至行刑间的24小时内,医生与友人再次竭尽全力予以营救,但毫无结果。最后—刻,是卡尔顿挺身而出,为了心爱的女人和她所珍爱的丈夫和父亲的幸福,他利用自己与达尔内在相貌上的相似,用“换包记”在赴刑前从监牢里救出达尔内,保全了一个几经磨难的美好家庭,在舍己救人中发现了自我,获得了永生。

  如同《双城记》,老舍的《黑白李》讲的亦是个动人的爱情与自我牺牲的故事。小说中的黑李和白李是—对年龄相差五岁的亲兄弟,长得十分相象,唯一的区别在于哥哥左眉上比弟弟多一颗大黑痣因此才有“黑李”、“白李”之分。这对青年兄弟也恋着同一个女子,而对方对这兄弟俩似乎都不即不离。哥俩儿中哥哥比较守旧,脾性平和,没有特长,“什么也不精通”,但爱好秩序,喜欢摆弄小东西,比如黏补旧书,也足以使他“平安的消磨半日”。对于“现代的”弟弟,黑李虽不完全了解,却总是恪守爱护、忍让的原则,尽管出于他那缺少见识的狭隘理解的慷慨谦让时常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在爱情上,他宁可主动放弃自己热恋着的,并实际上在兄弟俩间对自己也更感一点兴趣的女子,不再与其有任何来往。结果既惹恼了这位有着现代意识和自尊的女子,使其采取了同时“断绝”这兄弟二人的态度,又激起了多多少少以游戏态度介入这三角恋爱中的弟弟的强烈不满。其实,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一定革命活动的白李已决心置生命于度外,他尽管还未脱尽在家人面前的淘气,倒是真心希望哥哥能与所爱的女子成家立业。正是因为自己危险的地下革命括动,白李还提出同哥哥分家,“一刀两断,各自奔前程”;而恪守传统的大家庭观念,同时对弟弟情深意重的黑李又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总以为是自己哪里得罪了弟弟,宁愿把由自己当家的全部家产让给弟弟,由着弟弟“要怎样就怎样”,只是不要分家。在黑李至友受白李之托,将白李要求分家的原因——一个暂时保密的计划以及二十年内不作兄弟的意愿告诉黑李后,黑李不但丝毫没有改变维护与弟弟共组的大家庭的想法而且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来“占课、打卦、测字、研究宗教……”,以期猜透白李不愿明告的计划。如此苦思冥想一个多月后,黑李终于悟出弟弟的本意实为体谅自己,是要把自己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好独作独当地”去实施那肯定具有危险性的计划。这—醒悟使黑李意识到不应光顾保全与弟弟共有的家庭,还应分担弟弟的事,甚至为弟弟而牺牲。及至黑李从自家车夫王五那里证实了自己猜测,并得知白李近期的危险行动计划后,除了暗自落泪外,还天天独自外出,并设法除掉了自己左眉上那颗大黑痣。不日,白李所组织的洋车夫为生存而进行的暴动遭到了血腥镇压,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果然,第二天报纸就登出了暴徒首领李某被捕的消息,并很快执行了死刑。但事隔两个月后,黑李的至友,即小说的叙述者却在上海遇见了白李。白李的—句话意味深长,为小说添上了“画龙点睛”之笔:“老二大概是进了天堂,他在那里顶合适了;我还在这儿砸地狱的门呢。”(4)显然,平日像卡尔顿—样胸无大志的黑李,在关键时刻亦将生命留给了自己所爱的人,自觉自愿地,义无反顾地代替弟弟走向了死亡。

  以上《黑白李》与《双城记》的对应之处是一目了然的。在情节上,二者的三角恋爱和“李代桃僵”颇有同工异曲之妙。在人物刻画上,无论是同情受苦人,能够放弃爵位和财产,正直勇敢的达尔内,还是并不十全十美,但具有为穷苦人谋利益的宽阔胸怀,为革命不怕流血牺牲的白李都是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的。表面上的碌碌无为者卡尔顿和黑李,内心均十分纯洁和高尚。虽然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别,卡尔顿通常是个放浪形骸的角色,黑李较多温厚隐忍的人情味,他们却殊途同归地通过舍身为人使自己的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从细节上看,卡尔顿是念着《圣经·新约·约翰福音》中的字句走上刑场的;黑李也是在读完“四福音书”后产生了代替危险中的弟弟去牺牲的想法,且在赴刑时默默地祷告到生命的最后—息。由此可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双城记》都对《黑白李》有着无法抹杀的影响。老舍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从外国文学中所获得的营养运用到对中国情境的描绘中,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朴实、地道的地方语言,刻画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沉淀,揭示了东方文化的正负面,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奉献了一个既与外国文学有联系,又别开生面的短篇杰作。


二.《马裤先生》与《匹克威克外传》

  《马裤先生》虽与《黑白李》同收于老舍的第一部短篇集——《赶集》,但在创作时间上早于《黑白李》,是老舍明确归于“写着玩”(5)的一类作品。老舍还在《赶集》序中自谦说,这些短篇初作时是在刊物编辑催促下的“胡扯—番”,入集时亦未作“修饰打扮”,因此老舍对它们的基本态度是:“不拿它们当宝贝儿,也不便把它们都勒死。”(6)然而,就在这批并非“宝贝儿”的短篇习作中,却夹杂着颇具比较文学研究价值的作品,《马裤先生》便是典型一例。老舍曾公开申明自己的第—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狄更斯《匹克威克外传》的启示,而笔者认为《马裤先生》则代表了《匹克威克外传》对老舍短篇小说创作的影响。下为具体文本对照比较。

  《匹克威克外传》中,当奔波不已的匹克威克先生坐马车旅行到伊普斯威契时,曾遇到—位红头发的旅伴。这位红头发的人有几种不同寻常的表现。首先,他极喜与人寒喧、交谈,但有些发问不免突兀,而且,常常表现了不必要的大惊小怪和感慨。他与匹克威克初次见面,对相同的旅行目的地,同样坐马车外座,以及有伴侣强于独行都情感充沛地大发了—通议论。在匹克威克心直口快的仆人忍不住揶揄了几句,声称那都是“不言自明”之事后,他除了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反唇相讥外,又莫名其妙地问起匹克威克的名字,并由此引发对自己的名字及其缩写的一长串议论和孤芳自赏。其二,红头发者带有许多行李,诸如红提包、条子提包、褐色纸包、皮帽盒等等。对于这几件行李,他不是无端地认为马夫遗漏了皮帽盒,就是疑心“红提包放得不好”,“条子提包被偷窃了”,“褐色纸包‘散掉了’”。不管马夫如何辩解,保证所有的东西均已完好装车,他仍然拒绝上车,直至马夫把皮帽盒从行李的最底层扒出来让他过目,并证实其他物件都保管妥贴,安然无恙后,方才同意起程。其三,红头发者在整个行程中每到一站,都要焦急地大叫大嚷,为的是“关心他的两个提包、皮帽盒和褐色纸包的平安和康乐。”(7)

  以红头发者在坐马车旅行过程中的种种表现与马裤先生逐一对照,可以发见不少相象之处。就上述第一个特征而言,老舍笔下的马裤先生显然也是喜欢攀谈的一个人,他在起点站北平上车后对“同屋”的“我”的第一句发问“你也是从北平上车?”和不久后的另一个问题“你坐二等?”也都是不问自明的问题,结果搞得“我”不是“有点迷了头”,便是疑心上错了车,只能暗自讪笑。其次,马裤先生也带了许多行李,光随身拿的就大小八件。一佚发现同厢的另外两名旅客未带行李时,还好生后悔未将已另起票的四只皮箱和一口棺材也随身带着。再次,马裤先生的大叫大嚷也一路未断。不管茶房多么繁忙,是否有统一安排,只是自顾自地一声接—声叫茶房拿毯子,拿枕头,拿茶,拿毛巾把,拿手纸,就连买报,问站名等等也大呼小叫地连喊“茶房!”

  不可否认,老舍创作《马裤先生》的素材主要是来自中国的现实生活,或许还是老舍亲身见闻的,但这一短篇小说的构思无疑是受了老舍所非常熟悉的《匹克威克外传》有关片断的启发。同时,老舍的创作思路又不囿于外国文学遗产,而是着力突出中国的具体情境和文化特色。小说中区别于影响渊源的主要细节描述,如马裤先生不间断地呼喊茶房要求各种服务,在毛巾送来时不仅把耳鼻孔全钻了个遍,还用毛巾擦手提箱;将随身行李置于他人铺位,将帽子、风衣、领带、假领挂满车室所有四个挂钩;对着公用茶壶的壶嘴喝水,在下铺旅客的头顶脱靴子,击打靴底上的土,都活脱脱地刻画了一个中国式的利己主义典型。此外,对于狄更斯在描绘这类惯于以自我为中心,自命不凡而又洋相百出的人物时所用的夸张、揶愉手法和含蓄幽默的笔调,老舍亦颇得其妙,并得心应手地运用于自己的创作。例如,老舍关于马裤先生有时仅为“快开车了吧?” “火车向哪面走呢?”这样的问题而炸雷般地连呼茶房的描写,均是不动声色,却含义深长的讥讽和揶揄。显然,对于外国文学,老舍既不耻于“拿来”,又不止于借鉴,这当属老舍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之一。


  三.《新爱弥耳》与《一个小小的建议》

  《一个小小的建议》又译为《一个谦逊的建议》,是英国享有盛名的讽刺作家斯威夫特的代表作之一。老舍曾在《我的“话”》一文中高度赞扬过斯威夫特等作家:“英文圣经,与狄福、司威夫特等名家的作品,都是用了最简劲自然的,也是最好的文字。” 这足以说明老舍读过不少斯威夫特的作品,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新爱弥耳》与《一个小小的建议》的相象之处主要体现在立意和表现手法方面,下见有关文本比较和分析。

  《一个小小的建议》发表于1730年,全名为:A Modest Proposal:For Preventing the Children of Poor People in Ireland from Being a Burthen to Their Parents or Country,and for Making Them Beneficial to the Public(《一个小小的建议:为了爱尔兰穷人幼孩能对公众有益,而非家与国之负担》)。(8)当时为英属殖民地的爱尔兰连续三年农业严重歉收,民族工业又因英国的残酷剥削和拼命压榨而被扼杀,失业现象普遍,劳动人民生活极度贫困,饥荒四起,乞丐激增,妇女自愿堕胎,戕杀私生子女的现象时有所发生。一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谋臣策士纷纷献策,提出让爱尔兰青年到澳洲去打工,让法国国王在爱尔兰征兵等加重爱尔兰人民苦难的建议。斯威夫特有意模仿这些“献策者”projectors)口吻,用讽刺性反语法写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以期借助剥削者、压迫者自己的逻辑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虚伪的画皮,将其人吃人的本质不加任何掩饰地公布于众。斯威夫特先从成群结队的乞丐们怀里抱的,背上背的,手里牵的孩童及这些父母与子女的双重悲剧讲起,指出凡能解救孩童出苦海并使他们有益于社会者堪称国家的拯救者,值得公众为其造个塑象。他进而运用人口统计数字,在二十万育龄妇女中减去养得起子女的三万人和婴儿不能成活的五万人后,认为每年由穷人所生十二万婴儿的出路问题亟待解决。为寻找最佳解决方法,斯威夫特长期苦思开端。在伦敦他听到一位很有见识的美国熟人谈到一周岁幼孩是最有营养的保健食品,无论煨、烤、烧、煮都鲜美绝伦后,茅塞顿开,于是提出在十二万穷苦婴儿中,除以一男比四女的比例留出两万以繁殖衍生外,剩余的十万—岁婴儿均可作为食用肉大批量卖给富佬这一建议。他随后陈述了这—建议的六大优点,其一是大量减少英国圣公会视为仇敌的罗马天主教徒数目。其二是使佃户们在粮食、牲畜被地主洗劫—空后尚能拥有一点可抵房租的实物。其三是为国家省去幼孩自两岁后每人每年最少要花的十先令的费用:为讲究美食的富人提供新的佳肴。其四是生育者以十先令的官价卖了幼儿后,除补偿一岁前的两先令养育费外,还能净赚八先令。其五是繁荣酒馆,因为精明的酒商必定采用最好的烹饪法将婴儿肉做得尽善尽美而使顾客盈门,灵巧的厨师也会以顾客所喜的高价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其六是鼓励结婚,增强母亲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促进母亲们为向市场提供最肥的婴儿而展开竞赛,也使男人们能像善待怀孕的母马、母牛和母猪—样善特妻子。不难看出,斯威夫特的建议和有关该建议好处的陈述个个像投枪,像匕首,是掷向统治者的锐利武器。他巧妙利用反话与反意,以令人震惊的资产阶级的逻辑与情理深刻揭露了富人花天酒地,穷人陷入赤贫,贫穷导致犯罪,穷孩子彼迫背井离乡,妇女不如牛马,非婚生育,宗教迫害等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其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细致描绘和冷漠讥笑将讽刺艺术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大大增强了批判力度,使这一作品成为无比犀利的战斗檄文和流传于世的讽刺经典。

  仔细研读过斯威夫特作品的老舍,显然不会忽略这篇名作。而从文本对照来看,《新爱弥尔》又的确颇得《一个小小的建议》之神韵。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老舍,始终对孩童教育给予了热切的关注,这在老舍的多部作品均有反映,如《小坡的生日》主要表达了对孩童随意想象,尽情游戏,自由发展个性的赞赏,而《老张的哲学》、《牛天赐传》、《猫城记》等小说中则对压榨学生的教师,戕害孩童身心健康的旧俗,误人子弟的教育作了讥讽和抨击。而老舍发表于1936年7月的《新爱弥耳》则如同《—个小小的建议》,是用反语法和黑色幽默表达的对中国孩童教育的忧虑与批评,与《小坡的生日》形成鲜明对照。《新爱弥耳》还颇像议论文《一个小小的建议》,具有浓重的议论色彩,采用经验报告的形式。同时,老舍创作此篇的基点也是将“我”完完全全置于作品批判对京的立场上,通过充分展示与“我”的想法完全相反的观点,达到凸现所论事物和所及的观点之荒谬绝伦的目的。《新爱弥耳》的开篇与《一个小小的建议》也十分相象,在由第一段引出议题后,老舍亦以夸张提请读者对“我”将要谈及的经验纪录的注意,声称读此纪录“满可以使世人永不再提起卢梭那部著作”。(9)其后,老舍以顺叙方法,从爱弥耳刚出世的禁哭教育,生下三天后的断奶措施,讲到三岁的解字教学,六岁的思想启蒙,八岁的政治学导读,直至八岁零四个月十二天的死亡。隐现在这些描述字里行间的是对损害孩童身心建康的荒唐戒律的辛辣讽刺和尖刻批评。例如,“我”的所谓禁哭教育就是违背婴儿生理特征,以“生命就是奋斗,战争;哭便是示弱”为由,强令爱弥耳闭上哇哇的小嘴,致使他此后直至
  死去,“永没再哭出声来过”。(10)“我”的断奶不仅是把爱弥耳从母亲温馨的怀里“救”出来,使他远离人性的缠绵,自小变得无比刚强,而且是断绝—切人、畜之乳,让他从生下第四天起就明白面包的重要,从而懂得应为面包而战。“我”的解字是让爱弥耳将识字与认知客观世界结合起来:当学“月”字时,定要知道月的大小,月的年龄,月的形成乃至将来的碎裂,而“月亮爷”之说法,嫦娥奔月等故事是一律要摈弃的;讲到青蛙,就须立即捉来—只,用小刀解剖之,以便减除那些“虚伪的爱物心”。“我”所灌输的丰富、准确的知识使爱弥耳厌恶一切假的事情和东西:他无法与其他小孩子一起游戏,因为游戏老要假装为果子或是兔子,他欣赏不了做假的变戏法,也不喜欢“瞎比划”的卖艺。即使如此,为慎防爱弥耳与假物接触,“我”连玩具也不给他玩。此外,“我”还杜绝了爱弥耳学会“这晚霞多么好看”一类的“虚浮感情”,永不给他讲任何招笑的故事,也不准他在其他时间笑。于是,“我”教导、训练孩童的“绝大的成功”,就是“把孩子的肉全剥掉,血全吸出来,而给他根本改造的办法”,使他“不会哭笑,像机器一样的等待作他所应作的事。”(11)这里明显散发着与《一个小小的建议》相似的血腥味,也标志着两篇作品—个鲜明的共同特色,那就是把现实生活中的滑稽、丑恶、残忍和阴暗放置在黑色幽默的哈哈镜前加以放大、扭曲、延伸,使其更加荒诞不经,在给读者以巨大震动中,达到强烈谴责和无情鞭挞的目的。


  四.《民主世界》和《金喇叭》

  《民主世界》收于老舍最后—部短篇小说集《集外》之末,是—篇未完之作,最初发表于1945年9月至12月的《民心半月刊》。《金喇叭》(Golden Trumpets)的作者是美国进步作家麦克·奎因。生于1903年,逝于1947年的奎因一生中写了许多讽刺性短篇小说,尽情嘲弄、奚落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些小说于1941年以《更危险的想法》(More Dangerous Thoughts)为名结集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民主世界》与《金喇叭》在讽刺锋芒的指向上有着内在的契合,实有必要予以文本对照与探讨。

  《金喇叭》讲述的是美国探险家霍思斯内格尔博士在一个名叫亚普亚普的小国的见闻。该国君主自称他的统治下臣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一切国事均据民意而定。具体方法是君主每要决策时,就将所有臣民集合于宫内,让同意者和反对者分别以吹金喇叭来示意意向,哪一方的喇叭声大,就按哪一方的意见办。博士对此很感兴趣,便亲临现场观摩,在会场见到该国仅有的四个富人和大批穷人。当君主抬起右手,要求同意者吹喇叭时,只看到四个富人都举起金喇叭,卖力地吹起来;在君主抬起左手,命令反对者吹喇叭时,穷人堆里寂无反响,于是政策就按四个富人的意愿决定了。博士对此疑惑不解,便请教亚普亚普国君主为何吹喇叭的只是四个富人。君主—语泄露天机,原来亚普亚普国仅是这四人有金喇叭。博士指出这不能算作言论自由,不用金喇叭而以报纸、杂志、电台代表民意的美国才享有言论自由。于是亚普亚普国君主反问是谁拥有所有的报纸、杂志和电台,博士不得不回答是富人,这又—语道破美国的民主与亚普亚普国的民主实为一路货色。

  老舍的《民主世界》分为三部分,以一个具体地点不详,也无须“详”的“金光镇”为背景。小说虽以四十年代初由蒋介石盘踞的中国腹地的现实生括为素材,但在立意上却与《金喇叭》有着明显的契合。围绕金光镇的民主精神,小说选取了三个生活侧面,首先描写了一个学术研究机关——水仙馆的状况。除了对那里不学无术,人浮于事,勾心斗角,风头主义等弊病的嘲弄,老舍特以浓重的笔墨讥讽了水仙馆“大官发表意见,小官只能低头不语”的“民主精神”。(12)小说第二部分描写的是金光镇“最富于民主精神”的裘委员。该委员的特长是研究和制定法律,先后为确立姨太太的合法地位而制定了姨太太法,为惩治孩子而借鉴了大清律,并为自己规定“委员住杂院得不变房租”。恰逢杂院里有不少小流氓,而“他们的民主精神是欺压良善”,裘委员便教他们也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势众,好叫房东服从多数”(13),以实现裘委员的民主精神。据此精神,裘委员不但不交房租,还逼迫房东翻修房子,将竹篾换成整砖,土地变为地板,供其白住。小说第三部分讲的是气派与势力。虽然所及内容如时时滥设名目大摆宴席;每每迎官员,大张旗鼓纯属中国“国粹”,但该部分中“气派的大小也就是势力的大小,而势力最大的总也就是最有理的”这一画龙点睛之笔却与《金喇叭》颇有相通之处。可以看出,《民主世界》三部分要旨综合起来,恰恰显现了《金喇叭》的完整寓意,同时,《民主世界》挥洒自如的笔触又以更多的社会场景展现了更为深入细致的文化批判。


  以上四篇既与英美文学有关联,又代表了老舍短篇小说创作不同阶段的作品划出的是一条由情节、形象借鉴到中西思想、艺术融合—体的轨迹。这不仅反映了老舍博览广取的世界眼光,又显示了他能动地吸收、消化人类文化遗产,用“自己的语言和技巧完成自己的东西”(14)的执著努力。他苦心孤诣的果实如今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珍贵财富,而他孜孜不倦的创作过程亦是深厚的宝藏,需要不断挖掘。但愿本文能在这项挖掘工作中起到—锹、—镐的作用。

  注释:

  (1)叶公觉:《试论老舍短篇小说的风格》,载《江海学刊》,1993年第6期
  (2)(3)(5)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第552、554、552页。
  (4)(6)见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10卷,长江文艺出版杜,武汉:1993,第119、2页。
  (7)此段有关引文均引自狄更斯著、蒋天佐译《匹克威克外传》(上),上海译文出版杜,1979,第358-360页。
  (8)原文见The Oxford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Volume I,Oxfo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73,p.1767-1773.译文为笔者提供。
  (9)(11)(12)(13)见舒济、舒乙编:《老舍小说全集》第11卷,长江文艺出版杜,武汉:1993,第335、341、376、380页。
  (10)同(9)
  (14)曾广灿、吴怀斌编:《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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