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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2014-1-30 10:32|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908| 评论: 0

摘要: 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 作者:李玲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17日 www.laoshexue.com   内容提要:在思考 ...


老舍小说的性别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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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玲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09月17日 www.laoshexue.com
 
 


  内容提要: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他又深入抒写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并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意;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表达对女性主体性的恐惧与厌憎。老舍的性别意识,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
  主题词:老舍  小说  性别意识  主体性


  至今为止,老舍小说的女性形象分析,老舍创作中的家庭婚恋观探究,已经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骆驼祥子》、《月牙儿》的女性形象分析是其中的热点。陈留生、张丽丽的文章着重批评了作者在虎妞形象塑造上所体现的男权意识。凯茜的文章则指出了老舍笔下女性形象塑造与传统文学泼妇形象塑造之间的关系。郝长海、王桂妹、石兴泽的文章则指出了老舍女性观、婚恋观偏于传统的思想特质。这些论者都从自己敏锐感受到的一个侧面深刻地把握住了老舍性别观念的某些特质,推动了研究的发展。本文希望在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立体地考察老舍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的性别意识状况。

  由于文化心理固有的复杂性,一个作家的深层性别意识,往往与他表层的性别宣言、性别观念不甚一致。老舍的小说创作,便充分体现了其性别意识复杂多面的特点。在思考男性婚姻问题时,老舍在理性层面上,往往从男性中心的家庭观念出发认可无知无识的传统女性;但在深层爱情体验层面上,老舍又深切领会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无爱的痛苦,抒写男性渴望得到女性精神共鸣的心灵需求,从而在男性立场上张扬了现代个性主义观念。在思考男性如何对待女性世界的问题时,老舍一方面秉承“五四”人道传统,在现代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批判奴役女性的封建文化,同情女性受男权伤害的生命苦难;他还从善意的男性立场出发,充分抒写男性庇护美好女性的深情厚意,塑造了一批纯洁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另一方面,他又从男性自我防御的立场出发,对女性主体性心存恐惧与厌憎,塑造了一批压抑男性主体性的泼妇形象。这样,老舍的性别意识,就呈现出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观念相交织、男权立场与合理的男性立场及平等的人的立场相渗透的复杂局面。本文将努力通过对文本的综合分析,探究老舍多方面的性别心理,把握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作出相应的价值评价,从而在价值取向上实现性别文化既批判男性霸权又关怀男性合理的生命需求这一目的。

一、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追求

  老舍尽管经常批评只会享乐的摩登女性,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因此就真正从男性的婚姻爱情立场上简单地回归于对传统女性的绝对肯定上。老舍一方面在《二马》中借李子荣之口表白过“……我宁可娶个会做饭,洗衣裳的乡下老,也不去和那位‘有一点知识’,念过几年小说的姑娘去套交情”,但另一方面,除《骆驼祥子》之外,他一般又很少在小说中铺写男主人公爱上传统女性的爱情心理。在他的小说中,与作家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或有一定知识的男性),一旦在婚姻中选择传统型的女性,叙事一般转为外视点,而且特别理念化、特别简略,似乎男主人公、叙述者、作家面对这一类选择的时候,都难以进入爱情应该有的丰富细腻的感性体验中。《二马》中,李子荣对乡下姑娘的选择是如此。《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对高第的选择也是如此。瑞全选择高第的理由,一在于高第的抗日立场,二在于高第在抗战中由小姐成长为韵梅式的能伺候老人的好主妇。文本中,瑞全面对高第时的仅有的爱情心理描写是:

  “这个新高第有一种美,不是肉体的,而是一些由心中,由灵魂,放射出来的什么崇高与力量。这点美恰好是和他心中那点劲儿一样,使他仿佛要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单独的把那点劲儿抓住,和她心心相印。”(《四世同堂》)

  祁瑞全对高第灵魂美的肯定,只是使得瑞全“忘记她的五官四肢”,而没有使得“她的五官四肢”在瑞全眼中因为烙上灵魂的印迹而升华出美感,也就是说两性灵魂中的心心相印,并没有造成男性对女性感性上的认同。这表明作家对于传统家庭型女性(哪怕是已经具备抗日觉悟者)的肯定,主要在表层理念上,并没有深入到他的深层潜意识中,并没有征服他作为男性的感性体验。这种表层理念层面上对传统家庭型女性的肯定,主要是从男性中心意识出发维护女性传统美德给男性家庭生活带来的实际便利,1而不是从男性的爱情体验出发。

  相反,一旦涉及深层爱情心理,与作家自我比较贴近的知识男性面对传统家庭型女性时的无爱的感性痛苦,却是作家长于铺写,因而也是长于体验的。《离婚》、《四世同堂》等小说中,李太太、韵梅这一类传统家庭型的女性因为无知无识,难以与男主人公形成精神共鸣,使得男主人公在无法摆脱的婚姻羁绊中倍感压抑。

  “她不是个十分糊涂的妇人;反之,她确是要老大姐似的保护着他,监督着他,象孤儿院里的老婆婆。他不能受。她的心中蓄满了问题,都是实际的,实际得使人恶心要吐。……她的一切都是具体的。老李偏爱作梦。……”(《离婚》)

  李太太缺少形而上的超越性思维,缺少生命诗意。这使得“偏爱作梦”的老李痛苦不堪。这种精神痛苦甚至扭曲了夫妻在生存层面上相濡以沫的情意、扭曲了人性。老李病重,得到太太的深情照料,结果他清醒过来后反而觉得自己“在生死之际被她战败”,并为自己“欠着她一条性命的人情”而懊恼。作家通过铺写男性在无爱的婚姻中因精神压抑而趋于变态扭曲的深层心理,触目惊心地揭示了缺少心灵共鸣的夫妻关系对人的精神戕害有多么深。《四世同堂》中,韵梅尽管具有传统型女性的一切美德,但是祁瑞宣长时间内却不得不忍受着心灵隔膜的孤独。

  在深层爱情体验中充分表现知识型男性面对传统家庭型女性时的精神孤独,老舍从现代男性立场上建立起了以心灵共鸣为尺度的爱情意识,树立起了反对家长包办的婚姻观念,从而从男性立场上坚持了“五四”的个性主义观念,在性爱意识方面取得了现代性的文化向度。

二、男性个性主义与女性主体性

  然而,这里还有两个问题值得追问。一是这种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观念是否能够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尊重女性;二是这种男性立场上的个性主义观念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能否坚持到底。实际上,老舍在小说中,时而能够把受旧式婚姻制度之害的男女放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给与同情;时而却不免滑入男性中心立场,在悲悯男性精神痛苦的同时,否定女性合理的生存需求;时而又受到整合民族意识需求的影响,在盲目赞美女性传统品格的同时放弃了对男女深层爱情体验的观照、放弃了对男女个体主体性立场的坚守。

  老舍同情觉醒了的男性在传统婚姻中的爱情痛苦,同时他也在多篇小说中深刻揭示女性在传统婚姻制度中所遭受的精神压抑和生命戕害,从而体现了他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关心妇女命运的现代人道精神,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清醒意识”2。这不仅表现在他激烈批判把女性当作性消费品的男权传统观念上,还表现在他对一些具有国民性弱点的传统型女性生存境遇的悲悯中。

  《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牺牲》、《四世同堂》中,老舍都以强烈的义愤,批判娶妾的男权陋习,批判男性把女性看作色消费品的非人观念。老张、欧阳天风玩弄妇女、买卖妇女,蓝小山认为“女子就是擦红抹粉引诱男性的一种好看而毫无实在的东西”3(P142),蓝东阳、李空山纯粹把女性当作欲望对象物,这些人在老舍笔下都是极端丑恶的反面人物。消费女性成为老舍笔下各类恶人的共性特征,这就充分体现了老舍对消费女性、物化女性的非人观念的强烈厌憎,也体现了老舍偏重于性别伦理批判的思想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老舍以国民性批判立场观照传统女性精神弱点的时候,往往能够把对女性的人性批判与对传统女性生存境遇的悲悯结合起来。《邻居们》中的明太太对邻居特别刁蛮跋扈、凶悍无礼。这与她在父子相承的男权家庭中的卑怯心态密切相关。

  “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对邻居,对仆人,她时时刻刻表示出她的尊严。……她是明太太,她的霸道反射出丈夫的威严,像月亮那样的使人想起太阳的光荣。”(《邻居们》)

  明太太的人性恶是女奴之恶,既可鄙又可怜。作家既批判她的愚蠢、刁蛮,也对她在家庭中唯恐做不成女奴的生存境遇有所悲悯。

  《新时代的旧悲剧》中,陈廉伯太太不善于陪人打牌,不善于应酬,但是不敢躲开,

  “她知道她的责任是什么,一种极难堪,极不自然,而且不被人钦佩与感激的责任。……她觉得她什么也不是,只是廉伯太太,这四个字把她捆在那里。” (《新时代的旧悲剧》)

  细腻而深入的心理描写,深刻地揭示出了传统女性在夫权家庭中只有角色义务而没有主体价值的痛苦境遇。在平等的人的立场上悲悯女性命运、关怀女性生命的主体价值,显然是老舍基本的文化立场。

  然而,作为一个男性作家,老舍把目光放在知识型男性与传统女性的关系上时,有时却陷入男性中心立场,在张扬男性个性精神时却不免又以男性主体霸权压制女性生存权、女性主体性。

  《离婚》中,老李对太太任何谮越夫权权威、舒展自我的行为都心怀恨意并予以坚决压制。李太太从乡间到都市,在与丈夫的实际相处中,有逐渐摆脱传统媳妇以丈夫为天的趋向,懂得主动向丈夫要家用的钱,开始自主妆扮自己,开始自主与其他太太交朋友,懂得在丈夫深夜迟归时与他耍一点小脾气,也就是说李太太开始逐渐摆脱家庭女奴意识而逐渐向与丈夫平等的人的观念靠近时,便被丈夫视为大逆不道,并立即予以压制。

  “前几天的要钱,剪发,看朋友去,都是她试验丈夫呢;丈夫没有什么表示,好,叫她抓住门道。今个晚上不等门,是更进一步的攻击,再不反攻,她还不定怎么成精作怪呢!”(《离婚》)

  “老李不言语,一口吹灭了灯,专等她放声大哭:她要是敢放声的嚎哭,明天起来就把她送回乡下去!”(《离婚》)

  这里,老李观念中的夫妻关系、男女关系,显然仍滞留在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的传统主奴对峙模式上,在此基础上他必然要严密防范妻子谮越女奴地位而谨防自己失去家庭主人的权力优势。这种对妻子人的意识的压制,显然已经完全溢出了老李把家庭生活当作缺少诗意的人生桎梏、追求生命超越意识的思想框架,而透露出男性对女性的强烈的霸权意识。作家尽管并没有把老李看作一个完美的人物,在许多方面对他也有审视与批评,从而实现着作家的男性自审,但在老李这一压制太太女性主体意识的思想、行为上对他并没有什么否定,倒是隐含作者在老李敌视、惩治妻子女性觉醒行为的描述中也恣肆地宣泄着男性把女性重新逼回精神劣势时所产生的快感。这种由奴役另一性别、另一个体而得来的快感显然属于人性恶的范畴,违背了男女平等的现代文化理念。

  一个作家,写了大量关怀女性主体价值的作品,却在同一时期的另一些创作中陷入压制女性主体性的价值泥潭中,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作家的男性自省意识不够。当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距离作家自我比较远的时候,作家往往能够清醒地洞悉他们在男女关系问题上的价值缺陷,能够以平等的态度悲悯另一性别的生命苦难;当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距离作家自我比较近甚至成为作家自我人格的替身时,作家就很容易陷入心理上的自我保护状态,而放弃对自我的深层人性拷问,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男性的主体霸权、压制女性主体性。

  其实,不仅作家纵容老李这一类男性对女性进行精神施虐的行为,是对女性主体性的压制;而且,作家歌颂某些传统女性美德的行为,也同样包含着盲视女性主体性的价值误区。

  《四世同堂》中,传统型女性韵梅与知识型男性祁瑞宣是一对父母包办的夫妻,作家在小说的开头既理解祁瑞宣在婚姻中的精神孤独,也同情旧式女性韵梅唯恐做不成祁家媳妇、“只能用‘尽责’去保障她的身分与地位”4 (p256)的生存压力。这体现了作家超越男性视阈局限、理解异性生命逻辑的精神宽度,也使得作品在这里因为男女人物心理的对话性而取得了复调性。但是,小说的后半部,随着日寇铁蹄下人民苦难的日益严峻,韵梅任劳任怨而成为四世同堂大家庭在苦难中的重要支撑力量;同时,韵梅从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又能生发出对日本侵略者的直觉式的朴素批判。这样,她的形象在祁瑞宣和作者心目中都渐趋高大,成为作品歌颂的人物。这一形象的高大性却遮蔽了韵梅在大家庭生活中、在夫妻关系中的精神压抑之痛。“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慨、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与的一切的大地之母。哑的女性获得了远远超出自身性别个体之外的价值,她代表着社会革命的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理想中给人安全感和希望的下层劳动大众。”5(P43)女性因为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极要寻找的精神及物质之根”而在男性作家的观念形态中浮出历史地表,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接上轨。然而这一接轨却仅仅是在男性视阈与抽象的观念形态范围内的接轨。它体现的只是男性作家“一种心理上的甚至本能地对于‘母性’(‘女性’)的依恋、归依。”6(P254)其抽象的观念形态特点与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立场出发点,都先在地界定了女性在面对民族、意识形态敌人时既承受苦难又具备批判意识;而在面对女性自我主体性被为妻、为母、为媳的角色意识所消蚀的精神痛楚时,只能微笑地承受,不能审视、不能反叛。“真实的‘生存痛苦’在‘想象’(‘幻觉’)中转换成了虚幻的‘精神崇高’”7(P257)。在崇高的名义下把女性钉在“尽责”的角色中,使得女性应该有的超越于角色意识之上的自我主体意识,都不仅仅是被压抑在文本的叙事层之外,而且还被排除在作家的价值立场之外了。这样,作品也就背离了最初探究女性内在生命逻辑的轨道,而仅仅把女性当作整合民族国家意识、为男性寻找精神支撑的工具,小说的复调性也受到了伤害。

  其实,作家在这里放弃观照的又岂止是女性独有的生命苦难、女性的主体意识,作家从整合民族国家意识的立场发出,实际上也放弃了对男性深层情爱意识的探寻、放弃了对男性个性主义立场的坚守。由于把传统型女性神圣化为支撑民族苦难的精神支柱之一,作家逐渐地不再去体会祁瑞宣这样的知识男性与无知识的传统女性之间的精神距离,而是臆想他们的传统婚姻在没有什么言语交流中却能够仅仅因为抗日立场的一致、因为各自对大家庭尽责而趋于和谐,那么,作品实际上也就从男性立场逐步放弃了男女之间必须有更为丰富全面的精神共鸣这一婚姻爱情尺度,因而也就从男女关系的角度上让个性主义观念消解于民族国家观念之中、消解于传统家庭观念之中。

三、无边的父性之爱

  老舍作品中,真正打动男性情怀的女性,往往是一些气质纯真秀美且富有灵性的女性。四十年代小说《火葬》中的梦莲、《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便是其典型代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们总是分外纯洁美好,在朴素中透出秀美、娇艳;而且她们对周围世界的庸俗污浊乃至一般的世态人情均一无所知;同时她们又都有一种天真的任性,不愿意被外部力量所操纵,而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纯真与傲气,在长于以自然物比拟人格性情的文化传统中,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出污泥而不染、有着亭亭傲骨的莲花。实际上,作家以“莲”为两位女性取名大约本来就隐含着这一寓意。8

  事实上,以莲花为隐喻的思路,在这两部作品中,不仅体现为女性形象的描写,还展开而渗透在女性命运的故事编织中、渗透到作品的叙述视角上。

  恰如纯洁的莲花总是面临被淤泥玷污的危险一样,老舍笔下的这两位女主人公也面临着外部世界伤害的危险。这种伤害力量主要是外部男性世界中以女性为玩物的性消费欲望。这类消费女性的恶男人总是以某种历史反面力量为依仗,他们或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如《火葬》中的刘二狗;或是到了新时代就会消失的黑暗力量,如《鼓书艺人》中的张文。这样,女性命运也就与历史理性挂上了钩,成为民族斗争或时代进步的见证。尽管在《鼓书艺人》中,这种挂钩相当勉强,因为作品仅仅从议论层而不能从叙事层说明为什么张文这样的人一定是旧时代的产物,拯救秀莲的决定性力量方宝庆也看不出与新时代有什么必然联系。

  以莲花隐喻女性,老舍摒弃了传统文化“残花败柳”意识中的男性性霸权意识。《鼓书艺人》中,秀莲深受张文的性伤害,但是在养父方宝庆的眼里乃至在作家的眼里,“她是个年青纯洁的妈妈,肚子里怀着无罪的孩子”,依然美好如莲花。小说结尾,作家让秀莲自己相信“幸福还是会有的”,让方宝庆、孟良决心一定要“引她走上幸福的道路”,这样,作品实际上也就超越了传统节烈观中以贞节程度衡量女性生命价值的男性性消费尺度,而能从女性本位立场来理解女性生命苦难、超越女性苦难,进而重新确认女性生命价值。

  有趣的是,在这两位美好女性的成长史中,都各有一位怀着深厚父爱的长辈男性宛若护花使者似地给与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庇护。这位长辈男性,在《火葬》中是佃户松叔叔,在《鼓书艺人》中是养父方宝庆。他们不仅在日常生活细节上给与梦莲、秀莲以细致痴迷的疼爱,而且还在关键时刻充当拯救的力量。《火葬》中,帮助梦莲克服恋爱困难、帮助梦莲与抗日力量接上关系的是松叔叔,为秀莲分担失去爱人痛苦的人也是松叔叔。《鼓书艺人》中,养育秀莲、保护秀莲免受好色之徒伤害的人是方宝庆,送秀莲去读书的人是方宝庆,把秀莲从爱情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人仍是方宝庆。这些长辈男性对父爱的承当都远远超过亲生的父亲。与这种丰盈无边的父爱相比,这些像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总是处在母爱匮乏、姊妹情谊困乏的困境中――尽管她们都是那样地渴望母爱,因而,这些长辈男性之爱,不仅填补着她们理想父爱的空缺,甚至也填补了她们母爱的空缺、姊妹情谊的空缺。另外,这些莲花一般美好的女性尽管都有热烈的爱情追求,但实际上她们的异性之爱也是匮乏的。梦莲的理想爱人丁一山,在小说一开头就已经死在刘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