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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新解——文本细读和文化社会学分析

2014-8-5 13:18|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771| 评论: 0

摘要: 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新解——文本细读和文化社会学分析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提要:学术界大都认为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的主题 ...
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新解——文本细读和文化社会学分析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提要:学术界大都认为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的主题是“宣扬爱国主义”,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从文化社会学角度探讨老舍有意忽略这篇小说的真实原因,剖析作品中流露出的满族情结及基督教观念的深刻影响,认为其主题是站在宗教教育者的角度,针贬当时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所存在的弊端,并宣扬基督教“普世合一”的理想。
  主题词:《小铃儿》;满族情结;基督教观念;普世合一

  《小铃儿》是老舍的第二篇短篇小说作品,作于1922年底,载1923年1月《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①。

  这篇小说对于老舍研究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它证实老舍开始长篇小说创作之前曾有过短篇小说创作的实践经验;第二,它的情节中带有相当多的自传因素;第三,它创作于老舍皈依基督教后不久。

  但是,这篇小说发表后却被老舍有意忽略了。他始终不把它收入短篇小说集中,尽管它比结集的某些篇什更胜一筹;不收集也就罢了,他还在“创作谈”中多次贬低它。1935年9月,他在《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中写道:“我在南开中学教书的时候曾在校刊上发表过一篇小说;可是那不过是为充个数儿,连‘国文教员当然会写一写的骄傲也没有’。”1936年1月,他又在《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写到:“我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还是在南开中学教书时写的:纯为敷衍学校刊物的编辑者,没有别的用意。这是十二三年前的事了。这篇东西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有引起我的写作兴趣。”

  老舍的态度显得很矛盾:如果对这篇小说不满意,闭口不提也就罢了,小说发表在中学校刊上,阅读者有限,自己不提,谁会知道?但他却一提再提,似乎并非毫不在意,虽然没有点出小说的篇名,却把创作时间、发文出处都讲清楚了。

  他似乎有意挑起人们的好奇心。

  这篇小说,终于在老舍去世13年后被发现②。研究者大都能从中辨识出与作家身世相似或相近的有关情节,总体艺术评价则一般沿袭作家自己的说法,而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

  且让我们先大致了解一下作品的故事情节:

  小说主人公是个小学生,姓德名森,外号小铃儿。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他在学校里表现不错,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在“国耻纪念日”的前几天,学校举行一系列爱国宣传活动。一天课后,老师关心地问小铃儿父亲是怎么死的,他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母亲告诉他,父亲是“打南京阵亡”的,小铃儿便发誓“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从此以后,小铃儿变得好勇斗狠。他邀集了几个“身体强壮”的男同学“弄一个会”,每天练习拳脚,开始不太尊重老师,也开始欺负同学。后来,在小伙伴的怂恿下,群殴“北街洋教堂的孩子”,最后被学校勒令退学。

  小说情节虽然简单,描写却异常生动,叙述及对话全部采用北京口语,在当时的文坛上少有比肩者。但由于作者的倾向性蕴含不露,行文中且充满着“国耻”、“报仇”、“打日本”、“打洋人”等政治话语,研究者往往将作品的题旨与当时的社会革命思潮挂钩。于是,有人提出这部小说的主题是“爱国主义”③,有人认为“是对旧中国腐朽落后的教育制度的有力揭露,也是对当时的统治者惧怕洋人心理的辛辣讽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等等④。

  如果小说的题旨真如研究者所断言的这样,老舍为什么不把它收入集子中呢?短篇小说《五九》创作于30年代,其中也充满着类似的政治话语,艺术表现却远逊之。然而,《五九》能入集,《小铃儿》却被打入冷宫,这实在令人无法理解。

  再细读小说文本:作家虽然描写了小铃儿因国耻家仇而聚众群殴洋教堂的孩子乃至被勒令退学的全过程,字里行间并未流露出鼓励这种幼稚的爱国主义行为的倾向;作品中的“王家镇小学校”是所新式学校,教材全是部颁,还进行时事教育,无所谓“腐朽落后”;群殴外国小孩是盲目仇外的行为,即使发生在今天,也是要进行严肃处理的,当年学校“按章斥退”,虽然处置失当,却并非单纯的“惧怕洋人”。

  显然,小说的意蕴并不能在流行的政治话语中找到。

  法国学者巴迪先生提出了一个见解。他认为,老舍有意忽略《小铃儿》的原因是由于“小说内容涉及到作者身世”,认为作家不太愿意让人读出他的“满族情结”。他还补充说道:“据我们对作家的理解,他是以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部被忽略的作品的。⑤”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还是让我们回到小说文本细读。

  小铃儿是满族人!作品开头与结尾两处通过姓氏“德”透露出这个重要的信息:

  “别的孩子入学后,先生总喊他的学名,惟独小铃儿的名字,——德森——仿佛是虚设的。校长时常的说:‘小铃儿真象个小铜铃,一碰就响的!’"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德森……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

  “德”不是常见的姓氏。关纪新经过缜密的考证,发现辛亥后北京一部分满人改用此姓氏⑥。老舍让他的小主人公姓“德”,是有意地向读者传递出一个信息:我的作品写的是满人。

  满族人在民国初年的遭遇非常悲惨,失去了“铁杆庄稼”(“俸禄”或“钱粮”),又没有一技之长,无以为生。穷到极点后,男的当警察,作苦力,拉洋车,女的帮佣,卖艺,甚至卖身。那些战死旗兵的家庭,失去了顶梁柱,更是苦不堪言。

  老舍的父亲战死于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之役,父亲去世后,靠母亲替人帮佣维持家庭生活,读初中时因家庭困难一度辍学;小铃儿也是自幼失怙,父亲“打南京”时阵亡,母亲“替人家作些针黹”维持生计,由于家境贫寒,母亲想让他辞学跟着舅舅去“学手艺”。老舍的父亲去世时,他还不到两岁,记忆中没有父亲的形象;小铃儿也是如此,他只能通过母亲的口述享受父爱。作品中酸楚地写到:

  "我父亲爱我不爱?给我买过吃食没有?"

  "你都忘了!哪一天从外边回来不是先去抱你,你姑母常常的说他:'这可真是你的金蛋,抱着吧!将来真许作大官增光耀祖呢!'”

  幼年丧父的孩子只能凄惨地在母亲的回忆中享受着这份天伦,他怀念那份亲情,更想追究亲人逝世的原因。小说中这样写到小铃儿询问父亲的死因及其反应:

  "我父亲那一年就死啦?怎么死的?"

  "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

  小铃儿听完,蹦下炕去,拿小拳头向南北画着,大声的说:"不用忙!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

  老舍对亡父的萦怀与小铃儿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他曾回忆过:“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然而,在这篇小说里,他却并没有把父亲去世情景照样搬用在小铃儿身上。作家的选材有意淡化了反帝的内容,这是应该特别提请注意的。

  笔者认为,老舍在这篇小说中把小铃儿的父亲设计为“打南京阵亡”,目的并不是为了寄托“国恨家仇”,而是为批评盲目排外的社会情绪而有意设计的,以服务于所欲表现的宗教观念。这个重要的问题,下文中将有所分析。在此,且让笔者剖析作家设计小铃儿的父亲“打南京阵亡”究竟对于揭示主题有何作用。

  “阵亡”,清楚地表明小铃儿的父亲是名旗兵,死于战斗。“打南京”,也不难考证:这部小说创作于1922年,作品中的小铃儿是小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新式学堂。就此几点推算,小铃儿应出生于1909或1910年。从1909年至1922年,只发生过两次“打南京”的事件——

  第一次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江浙联军攻打清军张勋等部盘踞的南京,攻城之战不算惨烈,然而守城的旗兵仍死亡不少。鲁迅在《杂忆》(1925年)中对此役有过评说,他写道:“城破之时,汉人大大的发挥了复仇手段了么?并不然。知道情形的人告诉我:战争时候自然有些损坏;革命军一进城,旗人中间便有些人定要按古法殉难,在明的冷宫的遗址的屋子里使火药炸裂,以炸杀自己,恰巧一同炸死了几个适从近旁经过的骑兵。革命军以为埋藏地雷反抗了,便烧了一回,可是燹余的房子还不少。”鲁迅相信这说法,说,“保不定可是真话。”

  第二次发生在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组织“讨袁军”。辫帅张勋等部奉袁世凯之命,攻打革命党人镇守的南京。上海讨袁军司令部在外国压力下被解散后,南京守将黄兴愤然出走。攻城之战非常惨烈,双方阵亡将士不少,百姓更遭受浩劫。“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攻城时,曾下令城下之日大掠三日以为奖赏,于是南京城被辫子军攻下后,遂遭浩劫。洗城的那三天中,雷震春军在南门,张勋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烧杀抢掳,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不放过。许多妇女投秦淮河自杀。”⑦

  《小铃儿》中叙及的“打南京”,似与第一次南京之役无关,因为攻城方是江浙联军,士兵都是南方人;极有可能指的是第二次,即张勋镇压“二次革命”之役,他的手下大都是旗人。这两次南京之战,都与张勋的辫子军有关,不管小铃儿的父亲战死在哪一次,读者都会揣测出小铃儿的父亲很可能是辫帅张勋的旗兵;或许还会无端地联想:作者的身世与小铃儿相似,他写“打南京”是什么用意?

  老舍童年、少年时的玩伴都是满族孩子,他们中间或许就有“打南京阵亡”的旗兵的遗孤,于是,他在塑造小铃儿形象时便自然地揉进了小伙伴的家世。后来,他才发现这个选材考虑欠周,不仅会泄露了不愿意让人知晓的个人隐私,而且容易让读者产生误解。

  在很长的时期里,老舍忌讳提及自己的满族族属,忌讳提及父亲曾是“旗兵”。老舍甚至不愿意谈到慈禧太后,当然更不愿提到辫帅张勋。这是老舍前半生始终未能解开的“心结”。

  他不将《小铃儿》收入短篇小说集,也不太愿意提到它,也许正是耽心读者会因此引起错误的联想。

  话又得说回来,老舍当年的思想状况已经达到了分辨北京军阀政府与南方革命政府性质的程度,他为什么还要在小说中写进小铃儿发誓长大后要“打南京”的情节呢?是疏忽吗?不可能!小说中还有一处提到“打南京”:

  小铃儿说:"我打算弄一个会,不要旁人,只要咱们几个。每天早来晚走,咱们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我还多一层,打完日本再打南京。"

  显而易见,“打南京”是作家为表现主题而有意设计的一个关键的细节。老舍在这篇小说中究竟要表达什么样的题旨呢?也许应该从老舍早年的经历和宗教信仰上寻求答案。

  老舍创作这篇小说时,已在教育界任职5年,曾先后担任过小学校长、学务局劝学员等职,对教育界的现状和弊端有着真切的了解;1922年上半年,他在“非基督教运动”的高潮中领洗加入基督教,同年9月,辞去劝学员的闲职高薪,到天津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并兼任学校基督教青年会“晨更团主领”和“查经班主讲”。此时的老舍不仅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教信徒,而且是一个十分热心的宣教者⑧。

  就在《小铃儿》发表的这一年,老舍曾撰文从宗教教育的角度探讨儿童教育问题。他在《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中这样写道:

  “热心新教育者,对于学校之组织,必注意于儿童、家庭与社会三方面。取一遗它,是破碎之教育。此种破碎教育下,所造就之人才,纵为学校之优良分子,而不克肩重行远,以改革其家庭与社会。┅┅所谓儿童主日学者,至少会有儿童、家庭与教会三方面,犹之新教育之必顾及儿童、家庭、及社会也。”

  而作品中小铃儿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还是回到文本细读——

  有缺陷的家庭教育。小铃儿的母亲是个没有政治意识的家庭妇女,给他的只是封建的“孝道”教育。小铃儿要“打南京”为父亲报仇,母亲说:“你要怎样?快给我倒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的养活我,那才算孝子。”她不知道李鸿章是何人,当然也不会知道当年南京属于什么性质的政府,她不能给孩子以正确的引导。

  有缺陷的学校教育。老师这样教导学生:“咱们国的人,都不知道爱国!”“雪国耻得打洋人!”他不懂得救亡图存的基本办法,当然不可能示学生以修学储能、洗雪国耻的正确途径,他给小铃儿灌输的是狭隘的爱国主义教育。

  有缺陷的社会教育。小铃儿深受中式的《小五义》《施公案》与西式的“斯巴达”教育的综合影响,他崇尚结伙拉帮、好勇斗狠,把欺负弱小、盲目排外当成了正义行为。

  母亲在孩子心中种下了仇恨,却不知道为这仇恨修枝剪叶;老师对学生进行“国耻”教育,宣扬的却是盲目的仇外情绪;社会给予孩子们的是传统的落后的封建侠义观念。在这种“破碎教育”下,怎能造就出“肩重行远”的人材呢?

  作品描写小铃儿接受“国耻”和“家仇”教育后逐渐“变坏”了——半个月后,“聪明可爱”小铃儿开始和张纯等坏孩子混在一起,“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开始欺负同学,受到欺负的女同学向老师告状,“顶好的孩子”小铃儿还“恶狠狠的瞪着她们”。一向偏袒他的老师也不由得很不高兴地说:“可真是学坏了!”不久,小铃儿便在小伙伴的怂恿下围殴洋人小孩。

  也许我们可以揭示这篇小说的题旨了:《小铃儿》正是一篇从“儿童、家庭与社会”三方面表现当时儿童教育的“问题小说”。作家笔下的小铃儿虽然可爱,但并不是他心中的理想人物,而是一个人格发展不甚健全的儿童形象。作家试图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批评当时教育的缺陷。他站在宗教教育者的立场上,呼吁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改善儿童教育,提倡培养儿童健全的人格。作品情节的发展与主题的关系环环相扣,很难产生歧义。

  学者关纪新在《老舍评传》曾提出一个揣测,他写道:“舒舍予这位基督徒,在《小铃儿》里面,竟叫他所喜爱的小主人公去袭击‘洋教堂’里出来的外国孩子,作者的心理状态似乎有点难以把握。”他认为老舍入了“洋教”后,心中一直不踏实,小说里打洋人这个情节,“悄悄地披露了作者心头的苦衷和秘密。”这个揣测不无道理,老舍心中确有“苦衷和秘密”:父亲死于洋人,自己却入洋教,这个“心结”必须打开。许多研究者探讨这个问题时,乐于引用老舍《老张的哲学》中李应入教后的表白来进行解释:“我想只要有个团体,大家齐心作好事,我就愿意入,管他洋教不洋教。”有的研究者还引用同书中赵四入教的心理活动加以补充:“学学好勇,和鬼子一样蛮横,顶着洋人的上帝打洋人!”

  根据老舍入教后积极参与教会的活动、踊跃宣讲福音等史实来分析,他入教的动机比较接近于李应,至于他的潜意识中是否也有赵四一样的想法,目前尚无史料证实。不管怎么说,老舍既然领洗入教,说明他的心结已经基本打开,如果说心底里还有一些阴影的话,剩下的只是如何舒解的问题,而研读宗教教义正是舒解积郁的最佳途径。就在创作《小铃儿》的同时,他正在埋头翻译神学家宝广林的《基督教的大同主义》⑨,这篇论文的主旨是宣传“铲除种族国界之恶根性”,为基督教的“普世合一”运动推波助澜⑩。译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任何基督教宗派,当其承认为基督徒时,被信仰所覆,不啻已承认加入一‘世界的神圣的家庭’,家庭之父为上帝,上帝永生而慈爱圣洁,其第二步,即对于天国之义务,无论何国信徒,视异邦信徒尤亲切于本族者也,譬若中国信徒与日本信徒间之情感,且亲密于中国信徒与中国非信徒也。英国信徒,在灵性上与德国信徒之交谊,且优于英国非信徒也。吾辈固未稍轻视全世人民,而自尊为天之骄子,不过此种奇异的显示,教徒不应轻忽之耳!凡接受圣灵洗礼者,是已成为新人类,而耶稣为其模范,此种事实,鲜有感觉到者,故无从知其信教后与世界之关系若是之深也!”

  老舍在神学理论中找到了解开“心结”的途径:失去了尘世之父,得到了天上之父,基督教是超越国界的“神圣家庭”,所有的信徒都是“新人类”。心结已开,他又何须通过小说创作来发泄心中的积郁呢?他在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无非是要从儿童心中“铲除种族国界之恶根性”,以无远弗届的“博爱”取代“仇恨”,以完善的教育塑造“人格”,以宣扬“普世合一”的基督教理想。仅此而已!

  就这样,老舍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潮流中创作了“非”爱国主义的作品,在盲目排外的“仇恨”的教育氛围中创作了“博爱”的作品,在政治改革呼声压倒一切时候关注“人格”的造就,而把同情和爱心更多地投射在被社会遗弃了的族群。他在这篇早期小说里将毕生创作“随心不从众”的独特性都显现了出来。

  30年代初,老舍从英国归来后,十分谨慎地隐藏着宗教信仰,除了他的至亲好友外,很少人知道他是基督徒。以后,他更是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他不将《小铃儿》收入短篇小说集,是耽心作品中流露的宗教教育思想被时人所误解,更耽心其中寄寓的“普世合一”宗教理想不合时代潮流;但他却又不能忘却它,因为毕竟是他心血的结晶,毕竟是踏上文学创作之路最初的脚印。

2004年10月25日改定

  注释:

  ①   老舍的小说处女作是《她的失败》,载《海外新声》1921年3月第1卷第3期
  ②   重载于《天津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③   樊骏撰“老舍”辞条,《中国大科全书》“中国文学卷”1986年版
  ④   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参看拙文《再论法国学者巴迪的老舍研究》,载《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⑥   本节引文出自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
  ⑦   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1964年版
  ⑧   参看拙文《老舍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⑨  《基督教的大同主义》(译文),载《生命》1922年12月第3卷第4期
  ⑩  “普世合一”运动的倡导者是全球基督教学生联合会领袖穆德,他曾多次来华推行这项旨在消泯基督教教派纷争,在全世界普及福音的运动。

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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