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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长篇小说《赵子曰》琐论——纪念《赵子曰》出版80周年

2014-8-5 13:41|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817| 评论: 0

摘要: 《赵子曰》是老舍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于1926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3号(1927年3月)开始连载,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印行。该小说是国内第一部正面表现“五四”运动退潮后学生运动(以下简称为“学潮”)的长篇文学 ...

《赵子曰》是老舍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作于1926年。《小说月报》第18卷第3号(1927年3月)开始连载,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印行。该小说是国内第一部正面表现“五四”运动退潮后学生运动(以下简称为“学潮”)的长篇文学作品。
  由于作者创作时身居国外,与国内基本绝缘,未曾受到任何政治人物或政治定见的浸润,这部作品依然保持着个人视角及自由抒写的特点。
  作品前几章表现了“名正大学”发生的一场学潮,有如下几段近于自然主义的描写:

  红黄蓝绿各色的纸,黑白金紫各色的字,真草隶篆各体的书法,长篇短檄古文白话各样的文章,冷嘲热骂轻敲乱咒无所不有的骂话,——攻击与袒护校长的宣言,从名正大学的大门贴到后门,从墙脚粘到楼尖;还有一张贴在电线杆子上的。
  大门碎了,牌匾摘了,玻璃破了,窗子飞了。校长室捣成土平,仪器室砸个粉碎。公文飞了一街,一张整的也没有。图书化为纸灰,只剩下命不该绝的半本《史记》。天花板上团团的泥迹,地板上一块块的碎砖头。什么也破碎了,除了一只痰盂还忍气吞声的立在礼堂的东南角。
  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鼻子里倒出来的。
  温室中鱼缸的金鱼,亮着白肚皮浮在水面上,整盒的粉笔在缸底上冒着气泡,煎熬着那些小金鱼的未散之魂。试验室中养的小青蛙的眼珠在砖块上粘着,丧了他们应在试验台上作鬼的小命。太阳愁的躲在黑云内一天没有出来,小老鼠在黑暗中得意扬扬的在屋里嚼着死去的小青蛙的腿。……报纸上三寸大的黑字报告着这学校风潮。电报挂着万万火急飞散到全国。教育部大门紧闭,二门不开,看着象一座久缺香火的大神龛。教育团体纷纷召集会议讨论救济办法,不期而同的决定了:“看一看风头再说。”雄纠纠的大兵,枪上插着惯喝人血的刺刀,野兽似的把这座惨淡破碎的大学堂团团围住,好象只有他们这群东西敢立在那里!地上一滴滴的血痕,凝成一个一个小圆眼睛似的,静静的看大兵们的鞋底儿!……

  这几段对学潮劫后情景的略显夸张的描写,在该小说出版80年来,不知左右了多少评论家的观感和评价。关纪新在《老舍评传》中对此有简单的综述,他写道:

  “凭着作品中有这般叙述,一个对《赵子曰》偏重于政治性的评价,在作品出现之后跟踪而至,且维持了不短的时间,其基本看法,是认为这个长篇对‘五四’时代的进步学生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和讽刺。出现这样的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而可怕的是,这样的看法出现在了国内文坛上愈来愈不正常的文学批评气氛下,于是,在相当长的时段,几乎演变成作家老舍的一项不容分说的‘罪名’。1”

  实际上,20年代的评论家对“这般叙述”并未作过“偏重于政治性的评价”。1927年初,《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在1月号的“最后一页”中预告道:“从第三号起,将登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1928年3月1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助教浦江清以“微言”的笔名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评〈小说月报〉第十卷》,在论及老舍的《赵子曰》时,仅认为“写校长风潮女权发展会神易大学诸处太夸诞过火”。1929年2月,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朱自清发表书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大体赞同郑振铎的意见,但认为该小说可归于“谴责小说”一类,其特征是:“在观察的事实上,加上一层夸饰,使事实失去原来的轮廓。2”应该指出的是:这三位评论者都是“五四”后毕业的大学生,曾在不同程度上参加过学生运动,他们都没有对《赵子曰》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偏重于政治性的评价”是在“红色的30年代”才有的。老舍的几篇(部)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猫城记》、《大悲寺外》、《黑白李》相继受到左翼的批评,他感到了莫名的压力。1934年底他在一次演讲中言不由衷地说道:“这两部书(指《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主旨是揭发事实,实在与《黑幕大观》相去不远。3”似乎表示只能接受朱自清对该作品的分析。1935年他在《我怎样写〈赵子曰〉》中进行了自辩,写道:“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是的,我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于是我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找到了笑料,看出了缝子。”其实,作家不必对笔下事件都有亲身体验,写戏的往往就是“看戏的”,但他偏要这么说,一半是自解,一半是调侃吧。
  40年代中期,中华文协举行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活动,左翼作家对其早期作品第一次给予了正式的评价。茅盾表示不太赞同老舍创作《赵子曰》时“对生活所取观察的角度”,并对作品人物的真实性不无微辞4;阳翰笙则委婉地说道:“过去了二十年的岁月,你在那漫长的崎岖的道路上走着走着,有时你虽不免要绕绕弯子走走曲径,但你却始终并没有跌倒,你还是昂然在迈步前进。5”老舍似乎接受了批评,但不久后的一次演讲中再次重复“看戏的,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明白演戏的”这句妙语6。
  80年代以来,老舍早期小说作品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学史家大都从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中汲取了政治智慧,开始重新审视该作品对学潮的表现,并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善意的“拨乱反正”——较早出版的《老舍评传》(王惠云、苏庆昌著)谨慎地指出:“当然,这个作品也有缺点。对于当时的学生运动的描写,作者只选取了一个消极的侧面,又只着意于‘严重而混乱的场面’,这样就不能给读者以全面的、准确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印象……对学生运动的革命意义估计不足,也多少反映了作者当时某些糊涂观念。7”优点铺排了不少,仍说是有“缺点”。较晚出版的《老舍评传》(关纪新著)则字斟句酌地指出:“出现偏差的地方,大概是,在当时既有教员身份,又有刻苦奋发和守秩序习性的他看来,一波又一波的‘学生运动’中,还有着太多的与反帝反封建主题彼此有悖的现象。……设想要让思想政治上尚乏灼见的年轻作家,一上手就做得到拨开表层现象直抵社会发展的本质,几乎是幻想。8”客观因素摆了不少,仍说主观上有“偏差”。
  综上所述,《赵子曰》之所以长期被误解,其关键似乎并不在于作家当年站在五四运动的“里面”或“外面”(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也不在于他选择的是“消极面”或“积极面”(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更不在于他表现的是“支流”还是“本质”(佛说“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而在于30年代及以后文艺批评标准的演变,古典现实主义的直面人生原则逐渐为新现实主义的党性原则所取代。此外,《赵子曰》的被“妖魔化”也与五四学潮的被“神圣化”不无关连,作品反映的历史真实逐渐被政治家的需要所篡改,进而被官方历史学家的视野所扭曲。极而言之,“五四神话”一日不破除,《赵子曰》便一天不能舒眉展眼。

  五四运动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指1919年因外交问题而引发的学生爱国热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大游行、火烧赵家楼为标志;广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前后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及其诱发的各类社会风潮,以一切标准、规则、秩序的被怀疑与被破坏为标志。前者的性质容易界定,后者的性质则比较复杂,有待具体分析。
  狭义的五四运动退潮后,北京成了生发各种社会风潮的“穴”,各类“教潮”、“学潮”风起云涌,几乎无日无之。仅以1919年至1922年北京《晨报》刊载的社会新闻为例,影响较大者有,1919年底爆发的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发起的“索薪风潮”,1920年初爆发的北京教育会与京师学务局争夺北京公立中小学行政权的风潮,1921年上半年爆发的“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合会”为索薪举行同盟总罢教的“六三事件”,1922年3月至5月相继爆发的北京公立小学教职员及北京专科以上八校的“索薪风潮”,等等。
  诚如老舍所言,狭义的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没有在“里面”;广义的五四运动激荡时,他由于“差不多老没和教育事业断缘”,则不可能总是站在“外面”。他于1918年就任北京某小学校长,次年便作为“小学校长联合会”成员积极参与了为“索薪”而举行的同盟罢课,并因此于1920年初以高票当选为“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的“小学部委员”,进入北京教育界领导经济斗争的领导圈子。1920年升任京师学务局北郊劝学员后,还曾与同事25人联名上书教育部,卷进了学务局与教育会的权利争夺。1922年更与学弟白涤洲等在缸瓦市伦敦会结成小团体“率真会”,介入了当年北京公立小学教职员为“索薪”进驻教育部的“卧索”风潮。种种迹象证实,老舍当年非但没有站在上述大多数风潮的“外面”,而且还曾在运动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更进一步的研究尚在继续中9。
  不仅如此,老舍还亲眼目睹了五四退潮后北京教育界“在解放与自由的声浪中”所呈现着的“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他不可能不看到:1919年12月北京第二中学某教员“唆令学生反对新校长,甚至捣毁校具、攒殴校长,俾该校几濒于解散”的学潮10,1920年3月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为罢考事“出言荒谬,举动非法,并用强力推拥校长及学监主任出校”的学潮11。尤为重要的是,他不可能不关注1921年1月北京师范学校(下简称为“北师”)师生为挽留老校长陆鋆续职、阻止新任校长王维藩上任的“拒王留陆”学潮12。他甚至可能曾以“北师毕业生”身份充当过该学潮的“调解人”,详见下述。
  北师“拒王留陆”风潮是因老校长陆鋆主动要求卸任引起的。1920年12月初陆鋆向教育部及学务局递交正式辞呈,全文如下:

  “鋆于民国六年二月奉教育部令委任为北京师范学校校长,力绌心余,略无成绩,自惭尸素,累呈恳辞。八年秋呈部辞职,适五四学潮未靖,渥荐慰留,已而教职员薪俸积欠问题发生,诸待维持未皇卸责。现学潮早就平息,积薪已无问题。方当贯彻精神,于教育自身上力图根本之研究,以期改进,惟自惭经验已成过去,学识不敌需要,校长殷繁,浸成脑病,伎止黔驴,怠玩第成于见惯,力孱鲁缟,鼓气早竭于再三。师范为教育命脉所关,京师为省区模范所属。若徒虚与委蛇,必复因循坐误,纵不外慙清议,犹将内媿神明。为此恳请伏念微忱,准予解职,另简贤能,早日交代,俾学校空气,得以籍此刷新,个人精神,亦可稍资修养,不胜屏营待命之至。13”

  京师学务局于当月31日颁下指令,称:“据呈已悉,该校长陆鋆一再恳辞,情词坚决,势难挽留,所请辞职之处,应即照准,此令等因。”同时,指派学务局职员王维藩接任北京师范学校校长。
  从陆鋆的辞呈来看,他的辞职并非由于同行的倾轧或其他不得已的原因,只是出于对“五四”后教育失范的忧虑,与年前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辞职理由颇为相似。“五四”后蔡元培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蒋梦麟曾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等赴杭州敦请,他在回忆录《西潮》中写道:“虽然大家一再敦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从来无意鼓动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陆鋆在辞呈中多次提及“学潮”,所表达的正是同一忧虑。至于接任的王维藩,1885年生,字蕴卿(蕴青、蕴柳),河北青苑人,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及高等师范学校,曾任京师学务局劝学员,据说1925年还出任过察哈尔教育厅厅长,其余不详。附带提一句,此人与老舍北师的一位同班同学同名,彼王维藩时任北京某小学校长,而此王维藩在学务局供职。
  学务局的指令颁布后,遭到北师师生的强烈反对。1921年1月7日北京《晨报》刊载《北京师范拒王留陆之呈函》,将该校风潮公开化。呈函有两件,一件是“北师教职员呈教育部函”,一件是“北师学生致王维藩函”。两函全录如下:

  (北师教职员呈教育部函)“窃惟陆校长悃愊无华,实心治事,任职四年,学校成绩虽不敢云斐然可观,固已昭然若揭。民国七年,大部彭洪二视学到校视察,极蒙称许,复奉部令褒奖,有案可稽。五四运动以后,陆校长尤能顺世界之潮流,谋学校之革进,生徒济济,有口皆碑。正当健足于其职以竟前功。为此呈请总长,迅予指令学务局长收回成命,仍以陆校长主持校务,实为公便。全体教职员公呈”
  (北师学生致王维藩函)“蕴柳先生雅鉴:昨派代表趋诣贵邸,适值公出未获聆教,只遗草函,以为学生对于先生之表示,一曲愚诚谅蒙鉴察。惟学生等既表示坚留陆校长以期贯彻初衷,虽不蒙学务局明察,惟有呼号请吁,俾能收回成命而已。先生德高人重,断不能乘此际而登台,尚望先生坚辞不就以完素好。不然,群情激切,恐有开罪于先生处也。金风惨淡,请格外珍重。耑此复达,敬候刻安。”

  前一函对陆校长称颂备至,但并未指出接任的王维藩有何不是;后一函对王维藩的资历人品表示钦仰,却对其接任有恫吓之意。综观二函,似可判定北师发动“拒王留陆”风潮的理由并不充分。
  北师是老舍的母校,他曾在该校就读五年(1913年至1918年),其间曾四易校长(夏锡祺、张暄、方还、陆鋆),从未发生过风潮,为何此番来势如此汹汹呢?这当然与“五四”后的社会风习有关。蒋梦麒在《西潮》中曾忆及当年教育失范、学风不靖的情景,写道:“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根深柢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地随时预备揍人。”
  然而,王维藩却不顾学生“预备揍人”的恫吓,毅然束装上任,结果可想而知。报载:“本月10日新任校长王维藩甫行到校,该校学生即行聚众包围,不容理喻,叫嚣谩骂,无所不至,随即蜂拥校长,排出校外。此种纠众滋闹,似系有人暗中蠱惑,利便私图。14”京师学务局随即采取严厉措施,报载:“昨闻学务局忽指令解散北京师范学校,并将该校学监二人及级任教员四人均解除职务。闻该校教职员及学生四出活动,请求各方面之援助,未审将来如何了结。15”
  “拒王留陆”的理由本不充分,风潮闹大后,未得到其它院校的声援,也没有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北京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不像以往那样热衷于扩大事态,反而当起了“和事佬”,1月17日马叙伦主席主持紧急会议,“议决推代表至张谨私宅与之接洽”16;北京学生联合会也未号召全体罢课,反而接受学务局局长张瑾邀请与“(该局)北京师范毕业生出任调停”17。这场先天不足的风潮如同其后爆发的北京大学“讲义费风潮”一样“芒硝火焰似的起来,又芒硝火焰似消灭了”18,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另行简派校长,被开除的教职员复职,王维藩则调任学务局小学科科长。
  在这场风潮中,老舍几乎无法置身事外,他是“北京师范毕业生”,又刚被提拔为学务局的高级职员(劝学员)。他被学务局指定为“调停人”,参与这场学潮的善后工作,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将《赵子曰》中有关学潮的描写,与报载1919年北京二中“捣毁校具、攒殴校长”的学潮、1920年3月北京工专“出言荒谬,举动非法”的学潮及1921年北师“叫嚣谩骂,无所不至”的学潮的有关报道进行比照,当可知老舍所谓“揭发事实”的告白并不是虚言,虽有夸张,其实也有限。

  新现实主义的党性原则及批评标准尚未泊来时,国内知识界对“五四”后的学潮还能略无顾忌地作出个性化的评价。
  《赵子曰》中对学潮有如下一段议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痕:

  “在新社会里有两大势力:军阀与学生。军阀是除了不打外国人,见着谁也值三皮带。学生是除了不打军阀,见着谁也值一手杖。于是这两大势力并进齐驱,叫老百姓们见识一些‘新武化主义’。不打外国人的军阀要是不欺侮平民,他根本不够当军阀的资格。不打军阀的学生要不打校长教员,也算不了有志气的青年。”

  将“军阀与学生”并列,并将新文化运动谥为“新武化主义”,这些都是不见于正史的评论,似乎颇为惊世骇俗。夏志清先生曾据此认为:“整个小说却充满了老舍本人对于所有亏负老百姓的政客、学生和军人的极深的厌恶。19”不过,这类话语若放在“五四”退潮后的北京文化界,却为人们耳熟能详,没有人会觉得刺耳。
  1921年5月4日,孙伏园在其主编的《晨报》副刊上以笔名“伏庐”发表《五四纪念日的些许感想》,文中写道:“昨天听见一个老辈说,‘五月四日是打人的日子,有什么可以纪念的呢?’过后一想,这话虽从老朽的口中说出,却也有几分意义:人有五官四肢,不能运用得适如其分,作正当的宣传教导劝诱等运动,却急不暇择的出此打人的下策,这确是青年们万分抱歉的。但是放大眼光一看,倘损伤了少数人,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利益,那么这小小缺点,也算不得什么。无恕他们说得唇焦舌敝,国民总是没有知觉。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头来了,遂大家顶礼膜拜,说这是文化运动,其实这已是武化运动了。”孙伏园曾参与过“五四”游行示威,后来辞去北大讲师职位来主持这著名的新文化副刊,应该说是始终站在运动“里面”的人,但他却赞之以“武化”,并曲为之辩,这不由人不深长思之。
  《赵子曰》第二章描写天台公寓学子“会议关于罢课的事情”,写到欧阳天风为煽动罢考大放豪言,他说:“我不从文学上看,我从事实上想。校长,教员,职员全怕打。他们要考,我们就打!”在场学生竟无一人提出异议,赵子曰于是宣布:“诸位!我们决定了:打!将来开全体大会的时候,我就代表天台公寓的学友说:打!”会议是民主的,进程也是民主的,决议却是反“科学”的。老舍的描写岂止是搔学生们的“痒痒肉”,“放大眼光”来看,直是点了新文化(武化)运动的死穴。
  1922年5月4日,孙伏园又以笔名“柏生”发表《五月四日杂感》,文中把“武化运动”的起始点追溯到了“五四”的次日,其文曰:“五月五日的晚上,我到学校去打听消息,看见第一院楼下聚着许多人,脸上都表出胜利的神色,还有几个人余怒未息,正在那里摩拳擦掌,预备重行征讨。我想这不象是关着的同学已经放出来了,或是得到什么另外可喜的消息了的样子,遂低声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说,‘打了傅斯年这忘八旦!’我问为什么打他。他们大声说:‘他受了政府的收买了,还不打他?罗家伦也有嫌疑。总之,凡做白话文的都不是好东西,凡提倡什么新思想的也不是好东西……’我即刻去找孟真(指傅斯年),他靠在椅子上只是叹息,然而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也只有陪着了他几声叹息……”傅斯年、罗家伦都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前一天他们还在大街上举旗指挥游行,后一天却在校园内遭受另一派学生(更保守或更激进)的暴打,打人的洋洋得意,被打的唉声叹气,足见当年校园“武化”的严重程度。
  《赵子曰》也描写了天台公寓盛行的“武化”风,第三号房间是学生们的“议事厅”,每到关键时刻,赵子曰便“开始收拾茶碗,墨盒,和旁的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因为问题集中的时候,茶碗墨盒便要飞腾了。第三号的主人倒不准是胆子小怕流血,却是因为茶碗摔碎没有人负责赔偿。”原以为这是老舍的夸张,其实倒应确认为写实。
  “武化主义”是新文化运动启蒙者从胆瓶里放出却收不回的魔鬼,它倡导推翻偶象和传统道德观念,却迅速地销蚀了西来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微薄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当时风雨飘摇的教育体系。1922年10月北京大学发生的“讲义费风潮”就是一个佐证,风潮的起因很小,却因冯省三等数十学生的“肆口谩骂”、“威迫狂号”而使矛盾激化。蔡元培深恐这桩“破坏学校纪律之事”会因此蔓延开来,“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愤而提出辞呈,北大全体职员随即发布《暂时停止职务宣言》予以声援,学生大会继而公决:“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决议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行捣乱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据陈漱渝《让鲁迅替他修鞋的青年人——冯省三二三事》一文介绍,北大的中共组织为平息这次学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武化”风潮第一次在最高学府里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1920年北京工专学潮的结果是“将为首滋事吴佑等十人全行革去学籍”20,1921年北师学潮并无一人被开除,1922年北大“讲义费风潮”被开除的仅有冯省三。《赵子曰》中“罢考”学潮被开除的学生共有十七人,赵子曰是“头一个”。
  鲁迅当年站在“讲义费风潮”的“外面”,他对为群众作了“牺牲”的冯省三非常同情。但看多了此类学潮之后,他的观感有所改变。1925年5月10日他在《忽然想到(七)》中写道: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老舍在《赵子曰》中描绘的正是“五四”后某些“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鲁迅语)的青年,然而,他并没有把他们的“武化”夸张到“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程度,而是留有相当的分寸。这,体现了他的宽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像老舍在《赵子曰》中那样描写和表现“五四”后大学生的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之所以不避《黑幕大观》之类的批评,也许认为它至少在揭露当时北京腐化的文化氛围上还有着独到之处罢21。
  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曾被媒体讥为“粪窖”22。从经济上看,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消费城市,既没有现代工商业,也没有发达的手工业,全市人口100余万,其中近40万是失去了“铁杆庄稼”的待死的旗人;从政治上看,它是“首善之区”,然而军阀当政,武人横行,内阁更替如走马灯,紫禁城里还住着前皇上。前清遗老、民国新贵、洋场恶少,时刻兴风作浪,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买办型的腐朽文化杂交着,繁衍出令人窒息的文化空气。当年,进步报刊上对此恶浊现象有过许多披露,有位外地来京求学的学生撰文批评道:

  “我在家的时候,北京归家的朋友对我说:‘北京的人,所接触的都是文化。’听了这几句话,真说不出来的羡慕!我来北京差不多是被‘文化’两个字所驱使,现在我在北京已经半年,新旧同学,认识的,也有一百多个了,耳边所接触的,到底是什么呢?简单说,除了打牌、听戏、逛窑子以外,仅多见几种大学的出版物而已……我问他们的意旨,竟共得了下面三个回答:(一)打牌,叫做‘增加普通常识’;(二)听戏,叫做‘研究文学资料’;(三)逛窑子,叫做‘调查社会情况’。我听了这些话,虽不尽然,也觉可笑,才知道北京的文化,原来是这样的呵!”23

  以此来返观《赵子曰》,当知老舍笔下的天台公寓学生生活竟然全是写实。
  当年,教育界有识之士已认识到教育不靖的根源在于道德失范,无不对“北京文化”深恶痛绝。1920年年初,北京教育会为与京师学务局争夺北京中小学的教育行政权,曾提出将北京中小学收归地方所有,所执理由之一是“教育事业视外围之状况为转移,收归地方自办自可准风土人情习惯而行之”。北京中小学校长联席会议则坚决反对,认为这将葬送无数青年的前途,其《上府院书》中这样写道:“教育事业以转移风俗改良习惯造成一个新社会,为要依彼之言必须将各省在京之青年造成虚浮颓靡之北京市侩始为风土之相宜人情之相符习惯之相合,岂不误尽天下苍生欤!24”北京五十余所中小学校的校长集体给“北京文化”所下的定评竟然是“虚浮颓靡”,真是令人震惊!
  《赵子曰》中天台公寓里的那群大学生都是“各省在京之青年”,他们在这“虚浮颓靡”的“粪窖”里泡了几年后,一个个(除了李景纯)都变成了道地的熟透了的“京油子”。以赵子曰为例,他学会了“在公寓里打麻雀”,竟能“和农商总长的儿子在麻雀场上见个上下高低”;学会了“在戏园中捧坤伶”,居然能“替女权发展会牺牲色相,唱戏募捐”;学会了“吃馆子”,无论是新开张的“杏花天”还是“金瓶梅”都绝不放过;他甚至玩出了心得,达到了撰写《麻雀入门》、《二簧批评原理》和《小脚集》的水平。他吸着维新的空气,所信仰的“非佛,非孔,非马克思,更非九尾仙狐”,“他的心挤在新旧社会势力的中间”。
  笔者出生也晚,所接受的大都是过滤过的历史知识。起初阅读《赵子曰》时也时常产生“会是这样吗”或“真是那样吗”之类的疑问,而且,条件反射似地试图从理论上或理性上加以批驳。然而,一旦翻看旧报刊,便马上发现自己所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苍白,先前的质疑是多么的可笑,也就更觉得老舍当年无所顾忌的不加矫饰的艺术表现是多么的难得了。
  当年报刊上对北京学子生活的阴暗面还有许多揭露,读来实在有些令人难堪。略举两例:1924年12月31日北京《晨报副刊》刊载《堂子的魅力》,作者是位住在公寓的大学生,他写道:“自命为将来改造中国的人,近来籍口汇兑难通,学费也不缴,公寓里饭金也不给。但是一进了堂子,就十元数十元的投效,好象是天外飞来的的,一点也不爱惜。堂子的魄力真正大极了。咳!中国的前途啊!”1925年5月《莽原》第3期刊载上遂《爱国》一文,文中揭露:“据医院的统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花柳病,青年学生占了极大的多数。”
  老舍与《赵子曰》中表现的大学生们同龄,他虽然只读到中等师范,毕业后长期在小教界,但其身处的文化氛围并不比赵子曰们稍好。当年有篇文章揭露北京小学界的腐化情况,其文称:“(高等小学)其成立愈早的,其糟糕也愈甚;而把持其间的,则多为旧人物。其中固然也有少数的师范学校毕业生,而占有实力的仍为十五年前的东洋留学生和速成师范毕业生。无论其知识教法,不尽适宜;即其向上心与进取心,早已消灭于无何有之乡。所以他们的工作,多是狂嫖、赌,甚至包揽诉讼,初毕业的师范生,当这种恶浊的环境,每被他们同化了。25”老舍当年也曾差点被“同化”,1938年2月他在“忏悔录”《小型的复活》中忆及当年与损友一道赌博、抽烟、喝酒、逛戏园子的经历,且略觉欣慰地写道:“我只是不嫖。无论是多么好的朋友拉我去,我没有答应过一回。我好像是保留着这么一点,以便自解自慰;什么我都可以点头,就是不能再往‘那里’去;只有这样,当清夜扪心自问的时候才不至于把自己整个的放在荒唐鬼之群里边去。可是,烟,酒,麻雀,已足使我瘦弱,痰中往往带着点血!”老舍尚且如此,其他“荒唐鬼”的行径便不问可知了。
  平心而论,《赵子曰》对那群大学生(除了欧阳天风)的描写,还没有坏到当时报刊所揭露的水平,也还没有坏到老舍身边的那群“荒唐鬼”的水平。老舍没有让他们住“那里”去。这,依然体现出了老舍的宽厚。
  鲁迅在北京生活过多年,目睹过“五四”后此起彼伏各类风潮,有时他站在“外面”,有时也曾站在“里面”。他一向以“耶稣为门徒洗脚的精神”来善待青年,但在经历过多次失望之后,也不禁有所感触。1925年他意味深长地写道:“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26”
  《赵子曰》真实地塑造了那个时代转型期“青年”的姿态各异的形象,有先“昏”后“醒”的赵子曰、莫大年、武端,有始终“昏”着且“玩”着的欧阳天风,也还有“醒”着并“前进”着的李景纯。还是郑振铎评说得好:“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于悲愤了。”

  2007-11-21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08年第2期

  注:

  1  关纪新《老舍评传》第114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下不另注
  2  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原载1929年2月11日《大公报》,转引自吴福辉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载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刁斗》第一卷第四期。
  4  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载1944年9月《抗战文艺》第九卷第3、4期。
  5  阳翰笙《一封向老舍先生致贺的信》,载1944年4月17日《新蜀报》。
  6  老舍《创作经验谈》,载1944年8月15日《国讯》第374期。
  7  王惠云、苏庆昌《老舍评传》第2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下不另注。
  8  关纪新《老舍评传》第114-115页。
  9  参看拙文《老舍与“索薪”风潮》,载2004年6月2日《中华读书报》;《文化人类学方法在老舍研究中的运用》,收入《世纪之初读老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 《家长联合会内幕》,载1919年12月28日北京《晨报》。
  11  《教职员全体辞职之工专》,载1920年3月20日北京《晨报》。
  12  《北师校长风潮扩大》,载1921年1月15日北京《晨报》。
  13  《陆鋆致报社谈辞职经过》,载1921年1月13日北京《晨报》。
  14  《北师校长风潮扩大》,载1921年1月15日北京《晨报》。
  15  《学务局解散北京师范》载1921年1月14日北京《晨报》。
  16  《今日小学以上教职员联合会紧急会议》,载1921年1月17日北京《晨报》。
  17  《北师风潮可望和平解决》, 载1921年1月21日北京《晨报》。
  18  鲁迅《以小见大》,载1922年11月18日《晨报副刊》。
  1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42页,友联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
  20  《教职员全体辞职之工专》,载1920年3月20日北京《晨报》。
  21  夏志清说:“在《赵子曰》里,学生们的大错是他们刻意仿效官僚作风(那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还没有开始)。”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46页。
  22  豁《粪窖化》,载1920年3月29日北京《晨报》。
  23  叶舟《北京的文化》,载1924年12月27日北京《晨报副刊》。
  24  《中小学校校长上府院书》,载1920年1月16日北京《晨报》。
  25  平心《直隶底一部分的社会状况》载1921年4月11日《晨报》。
  26  鲁迅《编完写起》,载1925年5月15日《莽原》周刊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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