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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三)

2014-8-5 14:53|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711| 评论: 0

摘要: 非同寻常的证词   老舍和冰心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解放后,冰心一家人回到北京,老舍先生带我去看望冰心。当时,冰心同志家住东城洋溢胡同一座大院,听说这是中央特为冰心准备的房子。老舍先生进了朱红色大门,在院子 ...

非同寻常的证词

  老舍和冰心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解放后,冰心一家人回到北京,老舍先生带我去看望冰心。当时,冰心同志家住东城洋溢胡同一座大院,听说这是中央特为冰心准备的房子。老舍先生进了朱红色大门,在院子里就喊:“老舍来了!”冰心在东厢房答应着:“请北屋里坐。”

  北房是客厅,一长沙发,两个小沙发。冰心给我们沏了茶,亲切地问我:“你原来在哪个学校读书?”

  我说:“我是燕京大学社会系的学生。”

  冰心说:“我也是燕大的,咱们还是校友呢!”

  我说:“清华、燕大社会系的系主任和教授都是吴老师的学生。”

  冰心说:“可惜文藻今天不在家。不过以后你常来,会见到他的。”

  老舍说:“市文联开个会欢迎你回来,和北京文艺界的朋友们见见面吧!”

  冰心说:“要讲话吗?我刚回来,不了解情况,说什么呀?”

  老舍说:“大家认识一下,也不用做什么准备。”又对我说:“你安排一下,到时候你来接冰心,另外还请女作家××和艾芜。他们刚从外省调来北京,北京也欢迎他们。”

  我说:“好的。”又对冰心说:“您有什么事,就打电话找我好了。”

  告辞出来,司机问我:“见到冰心了?怎么样?”

  我说:“像极了。”

  老舍问:“像谁呀?”

  我说:“像冰心呀!”

  老舍说:“冰心像冰心?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我的意思是说:童年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想象中的冰心,和我见到的冰心完全一样。所以说我说像极了。冰心像慈母一样,使我感到亲切和温暖。

  欢迎会那天,准备先接艾芜同志,再接另一位女作家和冰心。中午,丁玲同志打来电话,说那位女作家在她家中呢,不来参加今天的会了。我一再恳切地邀请,希望那位女作家能来。丁玲同志说:“不用来车接了,她去不了。”

  我接来了艾芜和冰心,老舍问:“怎么没去接女作家××?”

  我说:“丁玲同志打电话来,说那位女作家来不了。”

  老舍说:“定时间的时候你怎么不事先打电话问问,什么时间对她合适。你再打电话去,说车去接她好不好?”

  我又打了电话,结果还是没有来,老舍很觉遗憾。

  会上,冰心很亲切,和大家像聊家常一样,谈谈笑笑。有人问她日本的情况,问她回国途中的情形,也有人问她准备写什么新作品……冰心说:“我刚回北京,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还不熟悉,写作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方面还要大家关心我呢!那么,我先听听作家艾芜的创作经验和计划吧!”于是就请艾芜同志发言。

  艾芜同志很朴实,讲得很实在,对冰心很尊重,会开得很热烈。散会的时候,冰心托我问候那位女作家和丁玲同志。

  老舍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曾和冰心联名写信给赛珍珠,邀请她访问中国。信写好了,因为种种原因,这项计划后来取消了,信也就没寄出去。文革中,造反派的英雄们逼着我要材料:“老舍为什么请赛珍珠来中国?这事的政治背景是什么?”

  我说:“不记得这事。老舍先生和朋友之间的信件,秘书没必要知道。”

  造反派很蛮横,很凶,叫道:“这怎么是朋友之间的信?邀请美国作家来中国访问,能是个人的事?”

  我坚持说真不知道。造反派就问还有谁参与了这事?我说:“没有人对我讲过这件事。”

  最后,造反派作了一番训斥:“你要明白,这可是里通外国的事。以后我们查出来你隐瞒事实,从严处理。”

  自从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和老舍先生就没有任何联系。我多年在农村劳动,所有的亲友都断了联系,这是事实。但追问“邀请赛珍珠来中国的事”,是有来头的,不会轻易放过去。我做了最充分的精神准备。可后来也没有再来追查。但这件事我心中一直不踏实。后来悄悄地打听冰心的情况,得知冰心和吴老师回到了北京,我就去看望冰心。冰心还是那么从容,亲切地问我家中情况。吴老师更沉默了,身体也显得更衰弱。谈话中,我就说了追查老舍邀请赛珍珠访问中国的事。

  冰心很坦然地说:“是我和老舍两个人邀请赛珍珠访问中国,不是老舍自己的事。”

  我说:“没有人知道你和这件事有关,你不必说。”

  冰心说:“这事是周总理指示的,当然不必说。可我和老舍两人写的信,还是要讲清楚。”

  我说:“那何必呢?老舍先生已不在人世,他们无法追查他,也就不能给他做什么结论。”

  冰心说:“正因为老舍不在了,我必须为他作证。不然老舍就永远说不清楚了。”冰心还宽慰我:“你不用为我担心。人世间任何事,都顺其自然,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自己该做的做了,问心无愧,活得坦然。”

  我感慨很深。那是特殊的年代,经受过历次斗争锻炼的老党员,不敢承认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怕连累了自己陷入困难的处境。而冰心却要挺身而出,为已经不在人世的老舍作证,澄清他的问题。冰心落地有声地说:“老舍邀我一起写信给赛珍珠,我就同意了。我没必要问他是谁的指示。我认为当然是党的指示。”这就是冰心。

  老舍和冰心几十年的友谊,朋友之间的信任很深。老舍去美国之前,把自己多年珍藏的朋友书信交冰心保管,冰心辗转各地,飘洋过海,把老舍托存的信件保存完好,直到老舍回国后,完好如初地交还给老舍。

  老舍和阳翰笙、郑振铎的友谊,彼此了解信任之深,也是很令人感动的。老一辈作家们很重友情,批“丁陈集团”时,狠批“士为知己者死”,老舍明确地向北京市领导表态:“对自己信任了解的朋友,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能断绝友谊。我办不到。”

扭曲的心灵

  文艺界外事活动多。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虽然受到一些国家的封锁和敌视,但民间文化交流还是很活跃。外国作家来中国访问拜访老舍时,老舍总设家宴招待,准备富有特点的饮食,包括小吃之类,碗豆黄啦,烧麦啦等等,师母胡絜青必定亲自做几样菜。记得老舍嘱咐我买两瓶小磨香油和北京酱油,专门送给前苏联作家爱伦堡。

  有一次,几位欧洲作家访问中国,老舍特意邀请他们到家中做客。前一天,老舍先生曾认真地嘱咐我:“你不要穿一身灰色干部服来,外国作家还以为共产党派了干部到家中监视我呢。你穿花裙子红毛衣就很好么!”

  第二天,我特意穿了花裙子和红毛衣,这是我为五一节国庆节游行特备的服装,每年穿两次。我走出老舍办公室,就听见有人喊:“快来看哪!团支书打扮起来了!穿花裙子大红毛衣……”我还没走出大院,各办公室许多人跑了出来看,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仿佛市文联大院出现了什么奇迹一般,闹得我不知所措,急忙返回办公室,罩上一件灰制服上衣。一路上,心神不安,仿佛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样。到了老舍家,一进屋门,老舍抬头见我仍穿一件灰色制服,愣了一会儿,但什么也没说,最后叹了一口气。可我觉得这时候把列宁服外衣脱下来,又极不自然,就装作没注意到老舍的神情,着手准备该做的事。后来,老舍先生让我去买一把鲜花,我就趁此机会离开跑回市文联,让李楚琴穿上花裙子红毛衣,手捧鲜花替我去老舍家里招待外宾。其实,楚琴比我年龄大,已经做了妈妈,这位好心的姐妹,多次替我穿上花衣服参加活动,帮我摆脱难堪的处境。

  过了几天,老舍先生在市文联会议上,用很不满意的口气说:“我就不明白!红颜色不是代表革命的吗?怎么穿件红毛衣就变成资产阶级了呢?革命者在监狱里还穿红毛衣,年轻的女同志平时为什么不能穿?……”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无可奈何,一种思潮成为社会习惯势力,总有特定的社会环境,不是某些人的见解能在短时间改变了的。说不定还会变成谁改造谁的问题,那可就麻烦了。我们团支部有位团员,曾因为把白衬衣的领子翻在灰制服外边,在家中系上小白围裙穿花拖鞋做家务,被上级团委批评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向上级表现“革命积极性”的结果。为此,我还写了书面检查。作为团支书,我怎敢穿得花花绿绿?团员们都打扮起来,团支部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可怎么得了?这思潮具有强大的力量,它渗透到意识形态及生活习惯的各方面。工农化是改造好的标准,事无巨细,都可以联系到谁改造谁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有人说:“于是之工农气质不行,作为演员,没有发展前途。”

  老舍提高了嗓门说:“于是之是大演员,不会有第二个于是之。”

  当时,有位著名的话剧演员犯了严重错误,在首钢劳动。有人说:“这个演员在艺术上也不行,他的气质和工农兵距离很远。应该让他离开艺术界。”

  老舍说:“错误归错误。不能因为错误,就把他的艺术水平也全否定了。他曾经是大演员。”

  谁改造谁的问题,曾被看成是文艺界的根本问题。大家都朝革命化工农化方面努力,而且是自觉地努力。文艺作品中,有些词汇也很少出现:黄昏、怅惘、徘徊、苦恋等等。那时非常强调阶级的爱和恨。小青年的爱美之心,也经常在受批判的危险之中。当时,工农化是评价干部的标准,思想情调、欣赏趣味,都包含在工农化的内容里。而有些人,又把自己的粗俗陋习当成工农化的标本,而自觉光荣,难免引出许多不愉快。市文联一位秘书长习惯吃饭端饭碗蹲着吃。可能在解放区他长期生活在农村,农民多喜欢端着饭碗蹲在墙根和树荫下吃,边吃边闲聊,很轻松愉快,祖祖辈辈多年的生活习惯,却也很自然。但这位秘书长似乎把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作为工农化革命化的表现,并为此而自豪。主席办公室很干净的沙发,他吃饭时总端着饭碗蹲在沙发上吃,别人看了不习惯也不敢说什么。这位领导还有个习惯,就是和人讲话时抠脚丫子,常常是脱了袜子抠,别人也不敢说什么。有一次,在老舍办公室开会,他又光脚抠脚丫儿,老舍先生几次翻白眼看他,他并不理会,后来老舍忍不住了,说:“我看休息十分钟吧!谁要抠脚丫子、上厕所,就在休息时间里办完。”

  休息完,老舍语调激动地说:“有些不文明的习惯和行为,有人却把它当成革命化,令人不能忍受。我们出国在外是新中国的代表,可有位同志在重要的国宴上,特儿喽特儿喽地喝汤,发出很响很响的声音,外国朋友全惊讶地看他,我真替他难为情。我悄悄地提醒他,喝汤不要发出那么响的声音来,那位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无产阶级不讲究那一套。那是资产阶级的臭习气。’这位代表新中国的出国人员,喝汤继续发出刺耳的声音来。真丢中国的脸!我们的周总理,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为什么不向周总理学习呢!”

  老舍对人很宽容,但对那些大家敢怒不敢言的人和事,他却敢于不留情面地提出批评。他和市文联第二任的秘书长一起工作,也真难为他了。那位第二任的秘书长是领导运动的第一把手,谁也躲不开他。政治运动的事,老舍也不能介入,不好替别人讲话,但他还是很关心作家们的处境。有时他来办公室,送他几份简报,他看了从不说什么。那位秘书长经常问:“老舍有什么反应?”

  我说:“什么反应也没有。”

  那位秘书长不满地说:“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很委屈地说:“老舍什么话也没说,脸上也没表情,算什么反应呢?”

  那位秘书长总是用一种怀疑的眼光看人,他常问的一句话是:“今天有什么新情况?”其实,他也很可怜,单位里除去个别人,几乎都不跟他讲话,迎面遇上他也不打招呼,只当没看见。除了因为工作或被召唤,没有人到他的办公室来。他生活在沉默的人们中间,似乎很孤独。谁都想尽办法躲开他,就像逃避灾难一样。他对别人的一切都很警觉,好像随时都会发现敌情,他的神经总是绷得很紧,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丝毫不放松”。最可悲的是:他认为自己这样的做法是对革命的贡献。老舍虽是市文联主席,但在政治方面特别在政治运动里,对秘书长的看法,他是不能发表意见的。

  有一次,这位秘书长向老舍谈起汪曾祺。老舍认为曾祺有才华,这样的干部难得。秘书长不以为然。

  我怯怯地说:“汪曾祺那么大年岁了,还参加团支部的活动呢,去慰问抗美援朝伤员,参加长安街植树,听团课……他都表现出政治热情。”

  这位领导拉长了脸,声色俱厉地说:“看问题要看本质!”

  老舍也沉下脸,说:“我认为,从哪方面看,汪曾祺也是难得的干部。”

  老舍走了,这位领导又对人事科长肖甲谈对汪曾祺和姚锦的看法。肖甲讲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这位领导批评肖甲右倾,肖甲也毫不客气,生硬地说:“我是人事保卫科科长,干部的档案我都认真看过,对他们的历史我比你清楚。他们的表现,我也比你了解的多。你才来多久?谈到党性立场,我在党内这么多年,还从来没和你这样的领导合作过。”说完,起身离去。

  那位秘书长怒气冲冲,却没言语。他虽是老干部,却是解放后才入党。那时党内有规定:党龄不够多少年,不能进入党组,而党组却是领导全面工作的。在这方面,秘书长似乎又很自卑。

  我急于转身离开,秘书长喊住了我,粗声粗气地问:“是你把老舍的意见告诉肖甲了?”

  我惊讶地说:“我送老舍先生出去,回屋来肖甲就在这里和你谈话呢!”

  秘书长眼睛盯着我,哼了一声说:“这就怪了。老舍的看法怎么和肖甲完全一样?”

  我愕然。心想:那就说明老舍看对了。肖甲是老党员,他们没交换过意见,竟然看法相同。

  我是学生出身的干部,每次的鉴定和总结评语里总有一条:小资产阶级的温情,斗争性不强,我也写过不少检讨。这次秘书长批评我斗争性不强,我却没有害怕,因为老党员肖甲的意见有分量。

  后来每当遇到谈论干部有不同的看法时,老舍总对那位秘书长说:“听听人事部门的意见,好不好?”实际上,老舍只是相信党才这样说,他认为主管人事的干部是应该有水平的。老舍并不知道肖甲的意见,肖甲也不知老舍的看法。而那位秘书长,竟然以为人事部门支持老舍压制他的意见。但人事部门可以不通过秘书长直接向上级汇报,他也无可奈何。人事保卫科的李彩云、舒薇都是很好的同志,她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意对某些干部的怀疑。为此惹秘书长不满,没少受委屈。奇怪的是,她们参加革命很早,却始终没得到提升。而有的女干事,以她们特别强烈的“革命积极性”多次伤害别人,后来都提升了。肖甲、吴瑜、彩云、舒薇后来也都离开了人事部门。端木蕻良自己身居困难处境,还为别人遮风挡雨。每次秘书长问林斤澜有什么思想动态,端木总说:“他准备深入生活。”秘书长多次追问林斤澜有什么言论,端木总说没言论。秘书长恼了,说:“抓不住他的言论,就批他的文艺思想。”端木也不回答,也不行动。后来,秘书长终于亲自写了一篇批林斤澜的文章。秘书长向老舍诉说他对端木的不满,老舍说:“端木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没有了他,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创作部长呢。”但老舍在处理工作时,还是处处尊重这位秘书长的,作为党外人士,真难为老舍了。

  老舍先生家中不仅收藏了许多字画,屋中也存放不少小物件,瓶、盘、壶、砚之类。逢年过节,市文联的干部们去老舍家拜年,说说笑笑,观赏字画,气氛很亲切。有一次,老舍先生把一套十二属相的铜章送给了我,兔鼠牛羊……十二个动物的形象很生动,一一排列在硬木底座的红绒面上,铜章闪光耀眼,外边是一个长方形玻璃盒盖罩着。是件很精美的工艺品。我拿回来也没地方摆,就放在老舍办公室的橱柜上。福建的老朋友带给老舍一箱漆器,打开箱子,老舍给了我两对小漆瓶,我也放在了办公室。

  那位领导运动的秘书长来办公室,反复看这两样东西,却什么也不说。有一次,他把每个铜章拿出来看了又看。我以为他很希望要老舍先生的纪念品,就说:“你喜欢,就拿去吧!”他也没说什么,就把东西拿走了。

  过了些日子,老舍有一天来办公室,秘书长突然问:“老舍先生对十二属相怎么看?认为属什么好?”

  老舍眨了管眼睛,幽默地说:“十二属缺了哪一个也不行。而且,谁是属什么的,就得属什么,我想属别的,行吗?”

  我觉得这问话很好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认为秘书长想法很怪。

  秘书长离开了办公室,老舍先生问我:“那十二属的铜章,你刻上名字了吗?”

  我说:“送给秘书长了。”

  老舍先生没言语。

  老舍先生走后,秘书长到办公室来,很严肃地对我说:“十二属相象征什么?虎和羊,蛇和兔,狗和老鼠都能呆在一起,难道敌我能和平共处?”

  我听了这话一惊,忽然想起江山说的一件事,秘书长到他屋中,看到一位出国回来的同志送的一件小纪念品,秘书长露出一丝冷笑,江山立刻明白这事不好了。那么,对这十二属相什么意思呢?

  我苦苦思索:谁是老虎?谁是老鼠?这十二属里,敌人是老虎还是老鼠?……我太幼稚了。如果这十二属相有什么问题,那么小小的纪念品就成了物证了,我可怎么向老舍先生讲清楚?这不是送我纪念品送出祸来了吗?我去要回来吧,更是不妥,会怀疑我心虚了。何况也要不回来呀!这事儿使我心神不安。

  后来,杲向真到办公室来,喜欢那小漆瓶,我就送给了她。我只保存了老舍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两幅国画,上边写了我的名字。但我从没悬挂出来,所以谁也没听见到过。文革中,红卫兵把我家中的全部图书和几轴国画一起送进造纸厂,画卷不曾打开看,所以我幸免一难。可十二属相的铜章,不知流落何处了。

  当时,只觉得秘书长的思想逻辑不可理解,令人接受不了,在文革中,却完全习惯了。似乎文化大革命里的种种想法和做法,并不是凭空突然爆发出来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千千万万的人能一下子卷入统一行动,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那位秘书长的所作所为,除了个人素质方面,也是一种思潮塑造出来的果实,铸造了那样的思想方法和心理状态。据说:他参加革命后,曾多年受审查,反过来,他处在整人的位置上,却以加倍的冷酷无情和怀疑一切的心理状态对待别人。

  奇怪的是:那位秘书长在文革中没有成为革命派,反而被造反派打倒了。人生蕴含着许多难解的谜,值得深深地体会。

神鬼人

  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去农村劳动改造,就和老舍先生断了联系。有一次进城,在大街上碰见老舍先生,我原不想打招呼的,何必给老人添麻烦呢!那时我穿一身补丁衣服,满脸满头灰尘,提一个脏兮兮的布书包,二十几岁的年纪却像个逃难的老农妇。谁知老舍先生一眼就认出了我,主动走过来,招呼说:“您去哪儿了?冰心几次问我,葛翠琳到哪儿去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人告诉我。”

  我只说了一句:“我在农村。”

  “您的情况怎么样?”老舍先生关切地问。

  我说:“在农村种地、挖河、修路,情况还好。”为了让老人放心,我又说了一句:“胡咏雪负责监督我。”

  “就是那位基督徒?”

  “是她。”

  老舍先生哦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胡咏雪是基督徒,肃反时她受审查隔离反省,批斗她时无论什么压力,她只有一句话:“我是基督徒。我要把上帝的爱带给人们。我愿为此受苦。”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和她同吃同住。上班的时间由专案组管她,下班后的时间及夜里由我值班看守她。因此,节假日星期天我也不能自由行动。她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移,饭前,睡前,必定虔诚地祈祷。每次秘书长要我汇报她的情况,我都说没情况。为此,我常挨批评。秘书长甚至说:“哼,你们俩都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是不是有同情情绪进行包庇?”

  我说:“那就换别人值班好了。”

  “这也是对你的考验!”秘书长严厉地说。

  胡咏雪是位温柔善良的姑娘,我帮她打饭,打水,陪她上厕所。她一句话不讲,我也一句话不说。

  有一次老舍先生来办公室处理工作,到了下班时间还有事没办完。我说:“我必须去值班了。”老舍问我,我说:“分配我看守胡咏雪,我只守着她别自杀,其他的我都不管。”

  我简单地讲了一些胡咏雪的情况。老舍似乎很关注,却没有任何语言。

  一九五七年我成了右派,在农村劳动改造,胡咏雪作为下放干部,领导就分配她监督我。她从来没汇报过我什么,对待我很好。人世间的事,真是变幻莫测。

  胡咏雪是大学毕业生却笃信基督教,她坚信上帝与她同在,认为上帝常驻在她心灵深处,上帝洞察一切。她为了把上帝的爱带给世上所有的人,甘愿忍受任何痛苦和不幸。为上帝而受苦,她觉得荣耀和幸福。她的整个心灵,固执地守着上帝,在任何压力下,她不气,不恼,不难过,不激动,永远那么平静,怎么逼问,她只有一句话:“上帝与我同在。”她的气质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九五七年以后,我是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劳动表现,一举一动,甚至情绪神态,都有人向上反映汇报。有一次,管理右派的干部竟然严厉地教训我:“干活当中休息时间,你为什么和大家拉开距离独坐在地头?平时你为什么从来不和别人讲话?”这当然是有人汇报的。

  有位工人作家,原来和我一个单位,他因反戈一击立功幸免划为右派,但也下放劳动。他几乎每天都能找出我的问题来向上边汇报,我时时处在胆战心惊的状态,只有夜晚我独自值班看水浇地,才是最安全的时候。我从小怕鬼,可能是听鬼的故事留下的心理状态,劳动改造的时候彻底治好了我这毛病。深夜里坐在坟堆中间,看着渠水流进田垅浇地,心里特别之然。当时我觉得人比鬼更可怕。鬼不会无中生有地去汇报什么不利于我的情况,和鬼呆在一起似乎更安全。我倒愿意有鬼出来和我说说话,我不用提防这些话会揭发出来。胡咏雪心中的神,坟头里的鬼,对我都是安全港,我可以放心,决不会受他们的伤害。

  我从不回原单位。人人眼中射出冰冷的光,像钢针一样刺在我心上,使我的心灵滴血。街头遇见老舍,我才感到了人间还存在着信任和关切。我才感到,人,还具有人的情感和愿望。这给予了我信心和勇气。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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