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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系何处——老舍的悲剧(一)

2014-8-5 15:04|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772| 评论: 0

摘要: 作者:葛翠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很熟悉的警句。  如果从自然规律理解这话的寓意,是很富有哲理的。狂风拔 ...
作者:葛翠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6年10月12日 www.laoshexue.com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是五六十年代人们很熟悉的警句。

  如果从自然规律理解这话的寓意,是很富有哲理的。狂风拔起老树,巨雷劈倒大树,并非少见的情景。大树老树虽然根深枝繁叶茂,但它对风的阻力大,树冠高挺,触雷遭电击首当其冲。大自然给予人类很多启示。所以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这;行高于众,人必诽之”的古语。

  老舍先生曾感叹说:“年轻人,总急着出名,他们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当的。成了名人,那名字就不只属于你自己,有更多的社会义务。当名人,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甚至牺牲个人的自由……”

  这是一位知名作家的深切感受。

  新中国建国后,十七年的岁月里,老舍得到人人注目的荣誉、地位、职务,他曾代表新中国出访不少国家,也出席各种国际活动,他在文艺界多种领导机构中都有头衔儿,又是全国人大代表,是备受尊重的名人。但他的艰难路程和内心的苦闷却少为人知。这里蕴含了悲剧的实质。它留给后人许多启示。

  五十年代,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和北京有着亲密的联系,在文学艺术活动中,在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发展历程里,留下了他们闪光的脚印儿,在北京开拓文学园地,培养作家艺术家队伍,进行了开荒撒种的工作。老舍以他广泛的社会影响和知名度,成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作用。这时期里,我曾作过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往事像散落的回忆中的珍珠碎片,仍能感觉到那耀眼的光辉。叙述往事的片断,就像咀嚼橄榄一样,直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那其中的意味。

投湖,无言的自白

  文革初期,红卫兵闹得全国天翻地覆时,我成为专政对象。通过审讯我,得知老舍先生投湖了。当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我认为,以老舍的性格,那是必然的结果。

  老舍这个人,从不说违心的话,很讲骨气,宁折不弯。他和人交往,坦诚相待,对方地位多高,权势多大,决不捧场,也不随声附和,总是提出自己独立的见解。对地位低的所谓小人物,他也不摆架子,而是倾注一片热情。

  老舍很有个性。他的传统文化观念很深,把人的尊严,看得很重,“士可杀不可辱”,决不屈从于强权淫威。他在欧美诸国多年,受西方文化熏陶,尊重人格是他处世的原则。他对任何人,各级首长、一般干部、司机收发、不相识的街头小贩……都亲切自然地称呼您。他热爱新中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歌颂和赞扬新社会,真心实意地为新中国的一切需要尽心尽力,但对某些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他赞成的事,总是主动表态,例如支援抗美援朝,公布婚姻法,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报纸上社论一出现,他就打电话:

  “我的表态文稿已经写好了。向上级汇报或者发表,您就根据这份文稿处理吧!”

  可有些问题,老舍决不轻易表态。

  记得五十年代,前苏联曾公布一起医生专家谋害国家领导人的大案,震惊了世界。我国的报纸以显著标题报道了此事。上级了解各方面的反映,老舍是代表性人物,自然在名单中。我到了老舍家,提起此事,老舍板着脸,一字一句地说:

  “我是中国人,怎么可能知道苏联的事实真相?”沉默片刻,仿佛自言自语般说,“粉身碎骨,坚持事实,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

  当时,老舍的神情似乎很沉重。

  还有一次,前苏联公布了贝利亚事件。上级在当天上午要知道老舍的看法。我问到此事,老舍立刻回答:

  “《人民日报》上是这样写的。我不可能比《人民日报》知道得更多。”

  肃反运动中,有一次请老舍先生到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列席一个小型的会。负责人布置思想动员,在这少数人的会上详细地介绍了一个例子作为示范:一位著名的党员老作家,领导自己单位的肃反运动,一开始工作,就把自己的老婆打成了反革命,隔离审查,重点揭批等等,接着又介绍说,这位老党员因此多么有威信,立场坚定,敌我界限分明,党性强,觉悟高,是党员和干部学习的榜样……

  讲完以后,会上的人哑口无言。这位负责人又特别问:“老舍先生有什么意见?”

  老舍硬邦邦地说:“我想问一句,那位老作家的老婆,究竟是不是反革命?这是问题的关键!”

  那位负责人坦然地回答说:

  “最后审查清楚了,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政治问题。但那位老作家的做法对肃反运动的深入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教育大家,为了革命的需要,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表现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老舍双目直视着这位领导人,落地有声地说:

  “这样的事,我办不到。”

  会场上一片沉默。老舍在众人沉默中起身离去,没和任何人打招呼。

  我呆住了。直到老舍先生走到院子里,我才跑出去为他安排车。老舍默默地坐进汽车里,面孔阴沉。

  我回到办公室,那位领导人严厉地问:“老舍说了什么?”

  “一句话也没讲。”

  “你说了些什么?”

  我说:“‘开车送老舍先生回家’。这,司机可以给我证明。”

  有一次,北京市文联在中山公园开理事会,会议似乎内容很多,中午用餐后接着开,直到下班时间以后才散会。老舍说:“让车送年纪大的理事,我离家近,走回去吧!”

  送走了理事们,我送老舍先生回家。公园里游人已经很少,显得空旷而寂静。从古老的松柏树下走过,有些凉意。走到中山公园北侧,老舍在御河边的栏杆前停住了脚,望着静静的河水,叹了口气。暮色苍茫,河对面故宫的高大城墙变得模糊起来,像是一面巨大的影子。老舍望着御河的水凝神沉思,仿佛在梦中。后来,像喃喃自语般慢慢地说:

  “三五反运动中,有的朋友跳进这条河里了。”

  停顿了一下,他语调激动地说:“他没有贪污么!怎么能承认是大老虎呢!”

  我说:“那也不该跳河!”

  老舍神情庄严地说:“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吧!”

  我轻声说:“这种表达意见的方式不可取。如果是党员,还要开除党籍,定为背叛党,背叛革命。”

  老舍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凝望着河水,像一座雕像。

  凉风阵阵,树影摇曳,幽暗的河水,仿佛深不可测。

  我说:“天晚了,风有些凉。您该回家了。”

  老舍又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才慢慢转过身来,脚步沉重地走出公园。路上再没讲一句话。

  老舍回到家,我就喊小莉。她是老舍先生最喜爱的小女儿,长得很漂亮,又极聪明,常常给老舍极大的安慰。小莉刚从里屋跑出来,老舍先生却回到他的写作间去了。

  老舍先生在御河边的情景和神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久久映在我的记忆里。但我从未对任何人讲过。

  文化大革命初期,老舍投湖,人们觉得是个谜。实际上,在文革的惊涛巨浪掀起之前,已经风满楼了。当时,思想学术界拔白旗,许多知名学者受了批判,作为白旗给拔除了,批倒了。学术界的紧张气氛,高等院校的情况,老朋友们的处境,一一在目,老舍对自己的结局,是不会没有思考的。当时,有人已经整理了老舍的材料,供批判用,并送到了印刷厂,后来又把这些材料报废了,当然,老舍自己并不知道。

  有一点老舍心里肯定很明白:在强大的政治斗争漩涡里,个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尽人皆知,以周总理的威望和身份,都不能力挽狂澜,他费尽心机地保护一些人,尚且那么艰难,一个文人老舍,怎么能保住自己和老朋友们?

  人们都认为老舍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中的得天独厚者,而作为一位世界著名的作家,他对自己的力不从心,那种痛苦和迷惘又有谁知道?老舍的经历和心态,在广大知识分子队伍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面对新的课题

  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分配我作老舍先生的秘书工作。

  我对老舍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年迈的老人。其实,他才五十岁。可我总觉得,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了。冰心和老舍是同代人,我对冰心却没有这种感觉。

  老舍怀着满腔爱国之情回到新中国,他倾注全部心血,愿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全国人代会上,毛主席和他交谈,他回来后兴奋不已,向全体工作人员转述。周恩来总理请老舍夫妇、曹禺夫妇到家中作客,老舍讲起此事,非常激动,他不止一次感慨地说:“总理尊重艺术家,非常重视艺术家的意见,他总是在轻松愉快的说说笑笑中,就阐述了方针政策,对许多难解的问题给予了回答。”

  老舍学习很认真。他还自费订阅《文艺报》,每一期每一篇文章都认真看。但他在艺术追求方面,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并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盲从,也绝不作无原则的吹捧。当时,一位革命资历很长的女作家,写了一部小说文稿,请老舍先生看,希望他能公开发表意见。过了些日子,这位老作家亲自到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来听取意见。

  老舍先生确实极认真地看了这部作品,并准时来到办公室。这位老作家进门坐下来,开门见山地说:“听听你的意见喽!”

  老舍先生把文稿放在茶几上,直率地说:

  “作品写得太干巴,缺乏文学性。”

  这位老作家面孔严肃地说:

  “我的作品就是不要月亮啊,星星啊,树呀草呀花呀的。我们无产阶级,不欣赏那些东西,那是资产阶级情调……”

  老舍也满脸严肃地说:“那就不要拿给我看。我就是资产阶级。我喜欢太阳,也喜欢月亮星星,还亲自种树养花。”

  于是两人沉默相对,再无语言。几分钟过去了,我在旁边不知如何是好,忙拿起暖瓶往两人的茶杯里添开水,慌慌张张竟碰倒了茶杯。我惊讶地发现:茶水顺茶几的玻璃面向下流淌,竟滴落在女作家那雪白的高跟皮鞋上。女作家却没有对我发怒。

  那个历史时期,很强调工农化、革命化,批判一切装饰打扮行为,资产阶级情调是具有很重分量的批判词。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学校出来到工作岗位上,都扔掉皮鞋换上布鞋,开始还是统一发的毛边底子布鞋,男女统一的样式,圆口,不分左右脚。当时的革命队伍中,穿白色高跟儿皮鞋的仅只这一位女作家。这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了,文化艺术工作面对新的时代,如何肩负起新的任务?这是很迫切的问题。人数不少的戏曲界人士,流浪街头的盲艺人,从事个体劳动的国画家……都面临着新的课题。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老舍先生是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的文化界人数居全国之首,众多戏曲界、国画界人士成为老舍家中的常客,老舍先生都热情接待,尽心尽力帮助。许多从未接触过革命文艺的文化人、演艺界人士,要为新社会做贡献。文化事业要发展,不能撇开这批人,怎么着手组织起来?老舍和赵树理带头组织了大众文艺研究会,组织老文人写戏曲剧本、曲艺段子,老舍自己带头写相声、鼓词、曲剧……

  当时戏曲还都是戏班,并没有国家津贴,老舍先生很急切地呼吁:“戏曲界那么多人要吃饭哪!而且艺不能荒,总要演出啊!要多一些人写剧本。”

  国画家多是画山水、花卉、鸟兽,有一种论调认为这不能为政治服务,于是出现了山水画中生硬地加入红旗飘扬、拖拉机奔驰等画面,老舍先生很不赞成,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表意见:“国画具有民族艺术之魂。画中意境、艺术魅力,感人至深。生硬地塞进政治内容,破坏了艺术,也没有了政治。”当时,国画没有市场,又没有出版的机会,老舍甚至亲自帮国画家卖画。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的画,一个扇面才五元钱,一幅裱好带轴的画才一百多元,在市文联主席办公室,摆满了国画,你来看,我来看,可没什么人买。

  老舍先生说:“你留一把齐白石老人画的扇子吧。我出钱。”

  我摇摇头,说:“这是男同志们用的扇子呀!”

  老舍说:“你不用,保存着也好么。”

  我说:“不要。宿舍里连个书桌书架儿都没有,还保存扇子?往哪儿放啊!”

  只有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曾平买了一把齐白石老先生画虾的扇子,付了五元钱,还说:“老舍亲自为齐白石卖画,一幅也卖不出去,总不大好,我就买了这扇子吧!”

  除他之外,再没第二人买。老舍先生无可奈何,就自己买下许多画存放在家中。

  于是有一种舆论,说老舍先生旧意识很浓,欣赏趣味,结交来往的朋友,大都是旧艺人、旧画家、封建文人等。还说他把浓厚的旧意识带进市文联机关来,主席办公室变成旧文人的据点儿了。老舍赏识的干部也是旧意识旧作风的典型,像金受申、金寄水、汪曾祺……其实这些人工作勤勤恳恳,从来不招谁惹谁,更没有伤害过谁,他们除了工作,很少言语,更不参与任何是非矛盾,可不知为什么,有人总是看他们不顺眼,并且和老舍挂起钩来。幸而老舍对这些议论全然不知,不必为此而伤心。我却感到压力,未免诚惶诚恐。我很爱冰心,她早期是从燕京大学出来的,后来我也在燕京大学读书,燕京大学是和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伟大领袖又写过《别了,司徒雷登》的专论,老舍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如果哪位积极分子用政治眼光一联系,就够我受的。虽然我从中学时代就参加学运,在地下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但这也不能为我打保票,在政治运动里不受冲击。可我不敢对任何人讲,只在心里时时提醒自己小心谨慎。

  抗美援朝热火朝天。人事保卫科一位女干事交给我一张宣传画。画面上一只大手伸向前,迎面指着你,文字是:“你为前线做了什么?”画中人物的眼光严峻逼人。这位女干事说:

  “你把这张宣传画贴在醒目的地方。主席办公室也该有点革命气氛了。”那语气,那神情,很像是……市文联主席办公室,只有主席办公桌对面有一面墙,其他几面都是门,办公桌后是柜橱,我就把那张宣传画贴在主席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正巧老舍那天来办公,在办公桌前坐下来,一抬头就看见那张宣传画,老舍愣了一下,静静地看了几分钟,没有言语。我把信件等拿给他,他一边处理信件,不时地抬头看那张宣传画,目光很专注。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一会儿,汪曾祺来了,进屋看见那张宣传画,不以为然地大声说:“怎么把主席办公室弄得像中学生宿舍?”

  这话吓了我一跳。人事保卫科就在文联主席办公室旁边。汪曾祺这人从不讲违心的话,可他对政治斗争的严酷性像儿童一样全然不懂。汪曾祺离开办公室以后,老作家端木蕻良来了,谈几位作家的文稿。老舍先生离开的时候,还对那幅宣传画认真地看了几眼。老舍走后,端木老师悄悄对我说:“把那张宣传画取下来。”

  那张宣传画只贴了半天。

  女干事特别问我:“那张宣传画呢?”

  我说:“团支部活动布置会场借去了,没还回来。”

  幸而,当时的人事保卫科长肖甲、吴瑜,毫无害人之心,只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群众反映,注意点就是了。”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肖甲还极力为汪曾祺、姚锦遮风挡雨,在当时,实在难得了。

  老舍的住宅,北房东屋是卧室,当中两间是客厅,通客厅的小西屋是老舍的写作间,窗外的天井成了小小的花房,老舍先生自己种花养花。老舍先生喜欢菊花,每年菊花盛开时,老舍就备家宴邀市文联的干部到家中赏菊,饮酒,说说笑笑,很是热闹。院中有一棵柿子树,树干不高,结的柿子却很多,成熟的红柿子,像灯笼一样悬挂在碧叶绿枝中,十分耀眼,老舍很喜爱这棵柿子树,常常引客人欣赏它的累累果实。老舍说:“过去官宦人家看不起柿子树,可它是贫寒人家的宝树,果子能当粮,平民百姓谁家不吃柿饼?柿子霜还是好药材呢,治口疮神效!”说到菊花,老舍更是神采奕奕,总喜欢领人观赏他的财富,指着花朵赞叹:“别看它花瓣儿柔嫩,可抗得住风雪严寒,盛开在百花凋零时节。”

  老舍虽然是著名的老作家,却面对许多新课题,那不是文学创作水平和技巧能解决的。当时的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

  老舍真诚地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写了不少配合政治宣传政策的通俗文艺作品。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国家大事,文艺界不宣传,谁宣传啊?魏喜奎要宣传婚姻法,没本子,总得有人给她写呀!别看不起通俗文艺,老百姓需要啊。大作品要写,而且要写好,曲艺、快板也不可缺。我们国家不识字的人还多着哪!”

  老舍多次讲过这样的话。

  倒是一些从解放区来的知名作家,对通俗文艺并不关注,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轻视。作为解放区一面旗帜的赵树理,也并未见他在文艺界有多少实质性的权势和地位。他在市文联挂副主席的衔儿,竟然出现过他忍无可忍地向一位副秘书长下跪的事,似乎他不懂副主席比画秘书长的官位高,他也不会利用职权处理自己的下级,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写的快板、唱词,在文艺界有多少人真正重视,实在难说。老舍和赵树理,心中都装着老百姓。然而,老舍在小说、戏剧创作的实践中,确实面对许多新的课题。

  老舍想写出自己满意的、艺术上成功的作品,必须从理论和创作思想方面对许多新课题进行探索和思考。

  这需要勇气,也需要支持,还需要借鉴老朋友们在实践中的追求和成果。他特别关注曹禺、巴金的创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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