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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之死的文化类型

2014-8-11 18:35|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103| 评论: 0

摘要: 作者:傅光明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2日 www.laoshexue.com 一   美国现代作家、哲学家菲力浦·劳顿和玛丽·路易丝·毕肖普在合著的《生存的哲学》里有这样一段话:“死是人无法避 ...
作者:傅光明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2日 www.laoshexue.com

  美国现代作家、哲学家菲力浦·劳顿和玛丽·路易丝·毕肖普在合著的《生存的哲学》里有这样一段话:“死是人无法避免的事件。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确实把这一事件看成唯一至关重要的事件,在他们的思想中,死亡问题占据了中心位置,在某些人看来,如果哲学不能帮助自己与可怕的不可避免的死亡达成和解的话,它至少可以帮助自己去了解死亡,因此,他们对死亡问题进行反思。”1
  关于老舍到底是在何种心境下投湖自尽,以及老舍之死具有怎样的思想意义,其看法也因人而异。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抗争说,二是绝望说,三是脆弱说。
  持抗争说观点的人是把老舍之死与屈原投江相提并论,将他的死赋予相当高的意义,认为代表了两千年中国传统文人“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是“文革”这页黑暗历史上最具英雄主义气概的抗争行为之一。他们认为老舍性情刚烈,正直的品行使他对毁灭文化的作为深恶痛绝。他要用死来表明自身的洁白和对污浊世界的蔑视,与屈原一样“苏世独立,横而不流”,2舍身取义。绝望说指出,老舍解放后处境尴尬。“在被尊为‘人民艺术家’之后在配合各个时期政治任务表现出很高遵命文学的政治热情时,他作为大作家的自由写作就受到了限制。”3而老舍在艺术上的感受力是极其准确敏锐的,他对自己的作品肯定自有评价。他那样拼命创作很可能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挣扎。进入60年代,老舍写作的速度放慢了,是不是感到力不从心了呢?国家对老舍这样知名的无党派人士一向采取两种策略,一是给官,二是安排。即给他们一些没有实权但在场面上忙得没有业余时间的名誉性职位。郭沫若、茅盾无不为此烦恼。老舍也是如此,大会小会,各项规定号召都要他表态,他没有时间静下心来调整到良好的创作状态,但又无从抱怨。表面上看他是北京市文联主席,与当时张恨水等一批作家大不相同,能够拿到国家俸禄,衣食无忧又受人尊重。但是老舍此时已是饱经社会风雨洗礼的老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老舍向以“文牛”自誉,因为天天能写一点,到一点也写不出,他就成了痛苦的人,就失去了自己。当然,这些内心痛苦并不足以使他下决心离开人世。直到“八·二三”红卫兵冲进市文联对他当众侮辱和毒打,在孔庙进行“焚书坑儒”,老舍的绝望才达到顶点。他失去了精神家园,这个世界已无可留恋。一个爱体面懂幽默、力争上进的老舍,终于绝望地走上他为笔下许多好人安排设计的去路。脆弱说认为,承受不了打击而自杀的人,多是被历次政治运动折腾苦了,至少经历过“反右”的人。因为,若是命运浮沉,人情冷暖经得多了,对自杀行为本身便产生置疑: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与所承受的痛苦本来就是对等的。老舍抗战期间便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1950年从美国回来也是受周恩来的力邀。有了这层关系,他在政治生命上一帆风顺4,人人尊敬他,到处捧着他,等待他的总是鲜花和笑脸。突然,阴错阳差地,老舍被辱骂声包围了,而且是那些不懂事的孩子,竟在政治鼓噪面前,将人性褪给兽性,野蛮地毒打他,把他安身立命引以为荣的创作不容辩解地污为罪证。邓拓自杀了,他和周恩来失去了联系。5到处是狂热的喧嚣,红色海洋咆哮着将他的自尊和信心击得粉碎。此时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是非常自然的。他脆弱得没有承受住命运的打击。
  海外对老舍之死的研究比国内要早,1967年3月,老舍去世9个月之后,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了散文《蟋蟀葫芦》。1970年,日本作家井上靖又写了散文《壶》。61978年,日本女作家有吉佐和子到中国,对老舍之死做了“详细调查”,以《老舍之死》为题,第一次向世人公布了老舍被迫害致死的详情。7 正如巴金在写于1979年的《怀念老舍同志》中所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8
  研究老舍之死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位——
  美国学者比尔·沃勒认为:“就像祁天佑一样,老舍被错误地指控为叛徒,这对他是极大的羞辱;又像天佑一样,老舍的世界毁灭了,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尽管老舍批评中国人重视面子,但他也许正是在丢了面子,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结束自己的生命。”“老舍为什么要自杀呢?是因为屈辱使他丢失了传统的自尊,还是因为自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者向当局控诉的形式呢?或者,是因为他老了,感到疲倦了,因孤独、孤立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了呢?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是互相关联的。”9
  法国学者保尔·巴迪分析老舍的死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原因:“第一,他被指控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同谋……彭是在6月3日被宣布免职的。仅两个月后这位小说家就死了。……对老舍的第二个指控是明确的,作为《北京文艺》的主编,他被认为对出版虽有争论的剧本《海瑞罢官》负有责任。”另一方面是文化心理:“一是北京的传统剧完全销声匿迹,而从童年始,老舍就非常喜欢京剧……另一个使他怨恨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北京城的大肆破坏,老舍是极爱这古都的,不仅因为这是他的出生地,更因为他的小说不能离开这个城市与这个城市的市民,以及它美丽的历史景观……红卫兵对文化遗迹的破坏也许对一个自认有感伤主义的人是一个致命的打击。”10
  苏联汉学家热霍洛夫采夫和谢曼诺夫认为:老舍之死是因为他早在30年代《猫城记》里,就对文化大革命有所预见,因而受到了极左势力的惩罚。11
  1978年3月,日本作家开高健发表了《玉碎》一文,歌颂老舍自杀表现出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与精神。121984年,巴金在写给苏叔阳的信中也表示:“关于老舍同志的死,我的看法是他用自杀抗争。……不过这抗争只是消极抵抗,并不是‘勇敢的行为’(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但是当时却是值得尊敬的行为,也可以说这是受过‘士可杀不可辱’的教育的知识分子‘有骨气’的表现。……老舍同志可能有幻灭,有痛苦,有疑惑,有……但他最后的心情是悲壮的。没有结论。那个时候也不会做出什么结论。”13巴金已经感觉到,老舍之死在抗争意味背后具有的复杂性,即不能只单单把自杀归为“勇敢的行为”。他强调“这里没有勇敢的问题”。因为这个“有骨气”的行为,也包含着“幻灭”、“痛苦”、“疑惑”等等无法说清的因素。我推测,这是巴金对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1966年7月10日老舍在人民大会堂最后一次见到他时说的“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14、“我是一个正派人”、“正直的人”15,做出的更深一层的理解。
  尽管巴金以为老舍之死“没有结论”,但他的话常在抽去了复杂性之后被引用,作为老舍自杀是以死抗争的基调确定下来。像李润新结论性地指出,“用自杀抗争”是对老舍自杀原因和性质最公正、最科学的评价和概括,因为它最符合老舍的人品和文德。注脚便是老舍笔下描写过的十来个自杀的人物:《猫城记》里抱着“良心大于生命”信条自杀的大鹰;话剧《张自忠》为国捐躯的王得胜;《火葬》中不甘被俘自焚而亡的石队长;《四世同堂》里为洗清耻辱投河自尽的祁天佑;话剧《茶馆》里“因抗议沈处长霸占茶馆上吊而自杀”的王掌柜等。16及至舒乙写作散文《父亲最后的两天》,也是认为:“父亲的死,是场悲剧,他的舍身反抗精神,他的悲壮气概,在那非正常的特殊条件下,有着巨大的震撼力量。他的死,抛出了一串大小的问号,和一串更大的惊叹号,好像是告诫人们:你们错啦,错啦!”17
  宋永毅在《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一书中,分析“老舍之死”时,认为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价值观是滥觞于以老庄和孔孟各为代表的两套泾渭分明的生命观念。老庄哲学是“保身”的哲学,即《老子》“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强梁者不得其死”,及《庄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的“曲则全”的生命观。而传统儒家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即《论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和《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这也就是古代文人所表现的昭示出气节与风骨的士的精神。宋永毅进而将彰显出气节和风骨的死亡模式划为三种:第一,陆游式的死:抗御外侮、战死疆场。第二,海瑞式的死:身逢昏君、直谏至死;面对强横,“士可杀不可辱”。第三,屈原式的死:国亡乱世,自杀殉道,以示抗议。也就是《离骚》中说的“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8这自然都可以看作是“儒家以名而求不朽的生死智慧”对后世的影响,“对名的崇尚和追求,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被深深地烙印在广大士子,乃至其他社会阶层和个人的灵魂深处,成为行为的动力和原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自刎在乌江边上,就是钦佩他为保全一世英名,而不败归故里,在父老面前容颜扫地。袁阳认为:“名对人的价值意义,显然远远超过了肉体生命的价值意义,肉体不死只是暂时的,而名的流传却是长远的。为了成全名节,人们可以慷慨赴死,这是人们在名与生之间选择时的决然态度,也是一种生死决断时的极端状况……”19
  季羡林也愿意让老舍“与屈原同例”。他在《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里诗意地写到:“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于汨罗江。他行吟泽畔,心里想的恐怕同老舍先生有类似之处吧,他想到:‘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又想到:‘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季羡林随之又追问道:“难道老舍先生也这样想过吗?这样的问题,有谁能答复我呢?恐怕到了地球末日也没有人能答复了。”季羡林还以屈原“天问”的方式,替老舍提出了设问:“他不是为了热爱自己的祖国母亲,才毅然历尽艰辛回来的吗?是今天祖国母亲无法庇护自己那远方归来的游子了呢?还是不愿意庇护了呢?”他猜想老舍不会后悔回到祖国。“但是,他确实有一些问题难以理解,他只有横下一条心,一死了之。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又有谁能够理解呢?”20
  在老舍逝世20周年时写了小说《八月骄阳》以示纪念的汪曾祺,同样认为:“老舍的死是悲壮的,在当时的情况下,老舍有两个选择:一是司马迁之路,忍辱负重;二是屈原之路。老舍先生选择了屈原的道路,用生命给我们不够民主的制度敲了一记警钟。”汪曾祺也是更愿意把老舍之死理想化,并把老舍当成一个殉道的圣者。不过,比较起来,他发出的疑问更深沉而凝重。事隔20年,再来读他的这段话,也未觉过时:“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对老舍先生的悲剧性深思得不够。一个专写劳动人民,歌颂共产党的作家,在旧社会闯荡了大半辈子,却死在了新中国,这不值得深思?”21
  作家白桦也是从这个角度看的,他和老舍有过接触,认为老舍“在五六十年代的自我感觉过于好了!似乎他是唯一受到信任的作家,对青年作家经常持训诫态度,百分之百的权威立场。这一切和后来的投湖是一致的!即使投湖,他并没有觉醒,更多的是委屈,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悲剧。屈原沉江是‘圣者’,老舍沉湖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滑稽了!”22
  再来看我所采访的其他作家、学者对老舍之死的不同认识。王蒙认为,如果说老舍自杀是骨气的表现,这个逻辑可以成立,那很多挨过打,受过更多侮辱的人,却活了下来,我们能不能说他们就缺少骨气呢?他还是觉得老舍因为一辈子都没有受过那样的侮辱,所以他无法咽下这口气,无法忍耐,无法忍辱负重。肯定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绝望。23
  邵燕祥认为,老舍之死“虽然客观上有抗争的意味,但他不可能去考虑自己的死有哪些社会意义,死首先是要毁灭自己。”24
  钱理群坚持认为老舍的死带有偶然性。因为如果是以死抗争,其他因素都不重要了,他已经下定决定去死了。“我觉得从个性来说,老舍也不是这样。他不是那种刚烈的、宁折不弯的,他还是……外圆内方型的。”他不是要以死抗争什么,而是已感到无路可退了。“他要保持自己的清白,保持住最后的一个点,不能再让了,我的妥协、迁就、让步已经到终点了。这一步无论如何跨不过去了。”25
  严家炎则认为老舍投湖,激愤是主要的,悲观绝望也有些。在一定意义上,激愤也是骨气的一种体现。但他不认为老舍自杀“是出于对整个政权表示一刀两断。他对‘文革’是无法理解,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如此,无法理解。开头还真是诚心诚意要跟着,尽可能让自己慢慢理解它的意义。他反抗的对象我认为仅是批斗他的那些人,说不上对政权的否定,如果这样说,我觉得提得太高了。”26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老舍具有陆游式的血性,相对容易,也几乎没有任何疑义。因为,他确实曾经像陆游一样,在外侮面前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在许多文章里留下了掷地有声的豪言壮语:“个人的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大丈夫的血是要溅在沙场上,一方面去退敌救国,一方面使贪夫廉懦夫立。此外男儿还有什么更好的事业呢!?”27“遇到非战不可的时候,到战场上去死是人人的责任。”28“在抗战的今日,凡是为抗战舍掉自己的性命的,便是延续了国家的生命。”29然而若把“文革”伊始的老舍之死,单向地定性为“与屈原同例”,由此给老舍之死盖棺定论,就没那么容易了。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投江也并非只有一种解释。而且,屈原是屈原,老舍是老舍,一切自杀者的生存还是毁灭,各有各自复杂的原因,相同点也只是以自杀的方式来主动终结自我生命的物理时间。其他则不好同日而语。相比较而言,倒是老舍至交冰心说得非常质朴、实在,她把“抗争”、“绝望”与“脆弱”三种因素合在了一起,认为,以她对老舍的了解,老舍是有可能选择自杀的。当他听说老舍自杀而死,一点没觉得奇怪。“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出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30
  而同样因被批斗自杀过,后被救活的萧乾,首先以为,在“文革”那样的灾难岁月,自杀和他杀是同义语,被逼得自尽的,与他杀没有区别。他以自己为例说明,意欲选择自杀,头脑是清醒的,但对是否要以此举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操守,“不可能这么明确,主要是绝望。当我看到家给砸烂了,搜集多年的欧洲版画一股脑儿被扯个粉碎,……先求个人解脱了再说。”31 以萧乾的分析,“像我还是经过些斗争风浪的,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到‘文革’成死老虎了,都受不了这个辱。何况老舍,在解放后那么顺,又是‘人民艺术家’,跟周总理关系那么好,哪受得了这个。”另外,斯诺曾在60年代写成的《大河彼岸》一书中提到,他来华时在宴会上碰到老舍,打听萧乾的近况。老舍回答:“萧乾正在人民公社快活地劳动着,他对写作已毫无兴趣。”32并说,中国作家协会只有极少数会员被遣送到农场劳动。萧乾分析,不管老舍这么说是否在替官方表态,至少从表面上看,“像他这样政治一直风顺的肯定经不住‘文革’这一戗。”33
  但不管怎样,正如杨义所说:“自杀是一种抗议,沉默地活下来也是一种抗议。活下来抗议,看到最后的结果,这也是一种生命的顽强的东西。”34
  巴金正是如此,面对灵与肉的双重摧残与折磨,他好几次都想自杀。“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让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能力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35
  老舍曾加入过基督教,清楚中世纪基督教的欧洲是视自杀为禁忌与有罪的。不仅自杀者的尸体不允许埋在教会附近的“圣地”,还要接受法律制裁,甚至拖尸示众,财产充公。这与在“文革”中,将自杀者视为“自绝于人民”的“畏罪自杀”并无二致。“文革”时期的中国,对待自杀者的态度无疑是中世纪欧洲那种习俗的现代版本,即决定人瞬间生死的权利在“上帝”手里,在“上帝”行使权利之前,有谁选择自我了断,对上帝来说多丢面子。所以在对自杀者做出政治结论之后,抄家甚至株连个把亲友就不在话下了。
  由此反观,正像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那些对这一黑暗的宗教制度进行无情抨击的思想家一样,老舍之死似乎具有了反叛与启蒙的双重意味。孟德斯鸠说:“我觉得这种法律是很不公道的。我受到痛苦、贫困、蔑视等沉重的压迫的时候,为什么别人不让我结束我的苦难,而残忍地剥夺了我自己手中的救药?……上天给我生命,这是一种恩惠;所以,生命已经不成其为恩惠时,我可以将他退还:因既不存,果亦当废。”葛德文进一步指出:“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力量是我们许多天赋能力之一。所以,正如其他各种能力一样,也是道德规范的对象……从殉道一词的本身含义上看,殉道者就是自杀者。这就更反映出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们的死乃是一种抗议。”费尔巴哈在论及自杀时说:“人的这种最后意志——借助于它。人自愿地抛弃生命,拒绝一切——只是追求幸福的愿望的最后表现。因为自杀者所以希望死,不是因为死是一种祸害,而是因为死是祸害与不幸的终结。他希望死,并选择与追求幸福相矛盾的死,只是因为死是唯一的(虽然只在他的观念里是唯一的)良药。可以治疗已经存在的或只是带威胁性的,难以忍受和忍耐的,与他的追求幸福不相符合的那些矛盾。”36
  鲁迅在《论“人言可畏”》中谈到对自杀的态度时郑重指出:“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的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确是因为不能。凡是谁自杀了,现在总是要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所藐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尚有谁以为容易么,那么,你试试看!”37鲁迅认为:“责别人自杀者,一面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