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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传统·童真——老舍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建构

2014-8-11 18:38|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158| 评论: 0

摘要: 作者:卢军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3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是公认的民俗作家。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儿”。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有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 ...
作者:卢军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3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是公认的民俗作家。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京味儿”。老舍的代表作一般公认有长篇小说《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中短篇小说《微神》、《月牙儿》、《我这一辈子》;话剧《龙须沟》、《茶馆》。这九部代表作全部是写北京的。老舍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写北京的,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老舍一生中从事写作41年,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北京。从1924年到1949年底,老舍一直不在北京,一别就是25年。在这25年里,老舍在英国住了5年,在新加坡住了半年,在济南住了4年,在青岛住了3年,在武汉住了1年,在重庆和北碚住了7年半,在美国住了3年半。在这25年里老舍成了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只有解放后17年是真正在北京度过的。为什么一生辗转数地、有如此丰富生活经历的老舍,最杰出的作品都以故乡生活为背景?
  “一部文学作品的最明显的起因,就是它的创造者,即作者。因此,从作者的个性和生平方面来解释作品,是一种最古老和最有基础的文学研究方法。”1基于这种理论,我们有必要先从作者本身入手,来分析其创作过程中的情感倾向。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是:老舍出生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里。1899年2月3日,正当旧历“小年”,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中,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因为第二天恰好“立春”,父亲舒永寿便为小儿子起了一个相当喜庆的名字——庆春,表示庆祝早春到来的意思。《正红旗下》中写道:“我是腊月二十三日酉时,全北京的人,包括皇上和文武大臣,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灶王爷上了天,我却落了地。那是有名的戊戌年啊!”这使他一落地就与传统节日和民间风俗“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他出生之日起,北京的风俗就在塑造他的经验行为。
  老舍生在京城“旗族”之家。即便生逢大清行将就木之际,满族生活习俗、精神传统对他仍有挥之不去的影响。研究传统的人往往局限于特定传统:宗教的和世俗的礼仪和仪式、民俗、童话、神话、生活中的风俗和服饰。但正如美国学者希尔斯所指出的:“传统可以到这样的文化中去寻找:拥有这种文化的阶层所受正规教育甚少,无甚表达力,读写能力较差,缺乏推理能力。现代民俗学的创立者认为,在这些阶层中,有一些深刻的心理过程在起作用,这些心理过程的作用所产生的结果由“传统传递”,这就是说,这种传递是口头的,不知其作者的,是利用实例的,而这种代代相传的东西变化甚微,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明显地保持着原样。”2老舍从母亲身上目睹的就是这样的传统传递。
  众所周知,对老舍一生的气质人格起决定影响的人是他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在母亲身上,凝聚着许多为当时旗人们所推崇的品德和所标榜的习性。老舍是母亲带大的,母亲待人处事的方方面面,在他看来,都是那么的值得捉摸、令人尊重,都是应当作为生活规范的。母亲爱清洁与整齐,老是把小院扫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叫旧桌面上不存一星儿尘土,连破柜门上的铜活儿也叫它永远闪着光,既是旗人,什么时候也得活得硬硬朗朗的,这也是一种必有的生活信条;母亲爱树木花草,家里人都快断了吃食的时候,她也不让亡夫留下的石榴树和夹竹桃短了水。到了夏天,枝头开出好多的花,那是她最快活的时刻。这类亲近自然景物的习性,追其本源,是和满族先民久久地生活在白山黑水自然怀抱、信奉崇尚自然的萨满教相关的,进入中原城市后,他们世代没有放弃这点儿情趣。老舍由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第一个工作是教育孩子。不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要教孩子们尊敬花。在他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古希腊人有花神,古远的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也把山、石、树当成神灵。生活在20世纪初的老舍,并不想把这些古朴的拜物教重新复活,但是他那种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情感,却是和古代人相通的。母亲好客,顾面子,"有客人来,无论手里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遇上亲友家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老派的满人们特别"讲礼儿",时刻把"体面"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上,这种"穷讲究"在他们的观念里,是人生在世的一样原则、一种享受,老舍的母亲也不例外;母亲在贫困之中一向乐观,过年包顿饺子也搁不起肉,但是,她总是充满自信地告诉儿女们:咱们的饺子肉少菜多,但是最好吃!苦中寻乐,是下层旗人们非常普遍的特点。老舍一生,经受了比母亲要复杂得多的生存环境,但他待人处事的习性、方式、原则、风度,常常与母亲如出一辙。他毕生乐于救助穷苦人和弱势群体,自己吃亏反倒安然惬意;他为人处世宽容大气,同时又要强自尊,守秩序爱清洁,严格自律等特点都宛如母亲的翻版。他一生都保持了这样的人格特点,给他的朋友以及所有接触过他的人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用关纪新的话说:正是从老舍的童年时代起,母亲就或有意或无意地,把一种带有明显的满族特征的生命模式传给了他。3
  正因如此,无论日后游历的国家、居住地的民俗风情多么吸引人,儿时北京生活在成年以后老舍心中具有不可取代的位置。前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说过:“对生活,对我们周围一切诗意的理解,是童年时代给我们的最伟大的馈赠。如果一个人在悠长而严肃的岁月中,没失去这个馈赠,那他就是诗人或者是作家。”4海德格尔说:"回忆就是告别尘嚣,回到敞开的广阔之域。"5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故乡的风物人情在作者的脑海中会越来越鲜明和美好。所以,不论是在伦敦,在济南,在青岛,在纽约,老舍都在写北京。他想北京,他的心始终在北京。“每一个小的事件底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是说不出而已 。” 他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即是他执教英伦期间,从体验英国小说中的生活画面勾起他对古老中国生活画面的回忆,从而以北京为背景写下的发轫之作;之后他又连写了《赵子曰》、《二马》两个长篇,以共同的讽刺的情调和幽默的笔法展开了北京市民生活的画面,揭露了旧中国学界的黑暗、政界的腐败和海外侨胞身受的民族歧视。从此,他一发不可收,辛勤笔耕,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塑造了众多不朽的人物形象。北京才是老舍创作的源泉。
  就"京味儿"的民俗风情和文化蕴含来说,北京是中国的五代帝都,是民族政治文化的中心,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建都北京,当是给它带来的影响最大,中国这个"礼义之邦"的形形色色在这里体现得最清楚、最集中。老舍自小生活在满族正红旗聚居的地方,他笔下的民情习俗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和满族习性的特点。从《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到压卷之作的《正红旗下》,老舍笔下展开的老北京特有的民俗风情的长幅画卷,囊括了清末北京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老舍极其精彩的描绘里,我们又可以看到北京重礼的传统。特别是遇到婚丧嫁娶,生日开张,真是"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如《正红旗下》中,老舍对旗人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诸如送灶过年、敬神拜佛、生孩子洗三、作满月,以至养花、遛鸟、放鸽子,饮食、行事、穿着打扮等,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维妙维肖。《茶馆》里松二爷一出场就请安、让茶,至第二幕,他落魄到连饭都吃不上了,可还没忘了请安,并且是一连串的请安,这便是表现老北京人,特别是旗人十分讲究有时达到繁琐程度的"礼仪":什么文安、武安、大安、小安、点头安、罗圈安、连环安......名堂可谓多矣。普遍认为,《茶馆》、《正红旗下》集中反映了老舍对旗人制度的讽刺和揭露,笔者认为,老舍更多的是以热烈的感情与深刻的理解在作品中展现了色彩纷呈的北京民俗风情画,对旗人风俗传统的褒贬是不能一概而论的。《正红旗下》描写的诸多请安方式,是满民族的古老习俗,其中福海二哥把它艺术化了,几个动作连贯、和谐而又自然,充分显示了他的机敏、灵活和待人接物周到、大方的性格特征。同是待人接物,大姐则遵循着另一套规矩与方式: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同时,她要眼观四路,看着每个茶碗,随时补充热茶;看着水烟袋与旱烟袋,及时地过去装烟,吹火纸捻儿。她的双手递送烟袋的姿态够多么美丽得体,她的嘴唇微动,一下儿便把火纸吹燃,有多么轻巧美观。这些,都得到老太太们(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赞叹。在长辈面前,她不敢多说话,又不能老在那儿呆若木鸡地侍立。她须精心选择最简单而恰当的字眼,在最合适的间隙,像舞台上的鼓点儿似的那么准确,说那么一两小句,使老太太们高兴,从而谈得更加活跃。妇女们的这类规矩,不独满族有,汉族亦然,它是封建家法关系的一种反映。由于自幼的熏陶,大姐把这类规矩的运用也艺术化了,所不同的是,福海二哥的请安动作瞬息即可做完,大姐坚持这个规矩,却要付出相当痛苦的代价,她的腿经常浮肿就是证明。所以说这一段描写,不光介绍了一种古老的封建习俗,而且表现了大姐温良、顺从、贤慧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老舍在多部作品里具体生动地描写了"老北京"除了"礼多"以外,在场面上讲大方、讲义气、要脸面的习惯风尚。所谓"外场人不做老娘们事"(松二语),为了"讲脸面","要排场"而争强斗狠。随着这种心理定势、习惯风尚的流传,形式也多样起来,含义也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它有时是富豪之间的争强斗富;有时是佛家意味的乐善好施(如《正红旗下》中的定禄大人)。有时是穷人之间的周济相助(如《四世同堂》、《龙须沟》中小杂院间的邻里关系)。《正红旗下》描写了洗三的风俗,亲友们的"添盆",白姥姥边洗边念祝词,后来,又用姜片艾团灸"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用一块青布沾清茶,用力擦"我"的牙床,用一根大葱打"我"三下:"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些描写,烘托了"洗三"的喜庆气氛,构成亲切的、充满生活情趣的氛围。在老舍心中,老北京社会交往的礼仪,生死婚丧中的习俗,错综复杂的家族谱系,富含文化背后的民族信仰的深层心理结构。
  老舍在他的《三年写作自述》中说:"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像一幅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地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一条活泼的鱼儿来。"由于老舍自幼奠定了丰富的民间生活的基础,长期积累了深厚的文化素养,才使他对创作对象有透彻的理解和把握,仿佛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他三言五语就能勾画出一个人物形象;而人物的语言都是"从生命与生活的根源流出来的," 北平、北平所蕴含的深刻丰富的民俗及传统,代表了老舍对生命状态的无限向往。

  (本文作者:聊城大学文学院教师)


  1 [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第68页。
  2 户晓辉:《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82页。
  3 本段内容多参考了关纪新著《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相关内容
  4 康·巴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22页。
  5 海德格尔:《林中路》,转自《意义的瞬间生成》,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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