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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春风》与1943年的老舍

2014-8-12 14:40|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2376| 评论: 0

摘要: 作者:杉本达夫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一   老舍从1939年到1942年,接连写了7篇话剧剧本(包括合写1篇)以后,写了题为《闲话我的七个话剧》1的一文来总结 ...
作者:[日本]杉本达夫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老舍从1939年到1942年,接连写了7篇话剧剧本(包括合写1篇)以后,写了题为《闲话我的七个话剧》1的一文来总结写剧本的经验。他先谈因小说和剧本技法上的差异而来的困难,再就7篇作品分别作了评论。最后他说:

  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 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之文艺性;顾文艺,丢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 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2

  这虽不是宣言,可是表明一个结论:不再写剧本,还是回到写惯了的小说吧。不写剧本的理由,他只举一个,就是剧本太难写。可是老舍开始写话剧的动机,本来是,为了抗战事业贡献而挑战新领域,来写比小说更有效于动员群众的话剧。从这个宗旨来看,怕难而不写太不合理,应该有另外的理由。我们在他1943年3月写的《不要饿死剧作家》3里,可以窥见这理由的一端。在该文里老舍说,在西方国家,剧作家的工作受到很高的评价,剧作家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而在中国,人们嚷嚷着要看好戏,可是谁都不管剧作家的报酬,演出戏剧也很少交上演税。他指出这种严重情况,并控告这不但是剥削作家,也是屠戮戏剧。他说:

  我费了心血光阴写了剧本,而得不到应得的生活费用,我只好停笔不写。……在抗战中,戏剧在宣传抗战,教育民众上尽了极大的力量。我真不愿看着戏剧作家都抱屈含冤地饿死!4

  这个理由极有道理,这是代表所有戏剧作家心情的吐血之言。
  那么这以后,老舍真的没有写话剧吗?不,他并没有停止写话剧。到了1943年,老舍发表了两篇合写的剧本。一篇是与萧亦五、赵清阁合写的四幕剧《王老虎》(别题《虎啸》)5,一篇是与赵清阁合写的四幕剧《桃李春风》(发表时题为《金声玉振》)6。两篇作品都收录在《老舍剧作全集》7第3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跟广大读者早期见面了。其中《王老虎》,虽是1943年4月发表的,可是执笔时期或许应当追溯到1942年夏天。因为老舍在1942年7月15日刊的《文坛》上发表致姚蓬子的信8,谈到3个人合作的经过和合作中自己担任的任务。可是,1942年11月发表的《闲话我的七个话剧》,一句也没有提及《王老虎》,因此,合作很可能是在此文后进行的。《王老虎》不但执笔时期不明确,而且好像一篇剧评也没有留下,或许没有演出过?是一部留给人们印象很淡薄的作品。
  与这相反,《桃李春风》一发表,即在重庆演出,剧评也有20篇左右。而且,演出后,很快就单行出版。跟同一年发表的《王老虎》比较起来,《桃李春风》享受了正如题名那样的华丽的阳光。而且,《桃李春风》还获得了很高评价。该剧是为了纪念43年度教师节而写,以七七开战前后的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满怀民族自尊和爱国之情,为教育事业投入自己整个生命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演出以后获得了几种奖。授奖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府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其中后二者是当时为严厉的言论限制发挥极大作用的机关。《王老虎》《桃李春风》两篇作品写得怎样呢?就作为一个外国人的笔者,在60多年以后,只在文字上读的印象来说,两篇都远不能说有意思(主要因为领不到对话的妙味)。作为剧本,《桃李春风》还算好,从人物来看,《桃李春风》的主人公辛永年,印象还算鲜明,可是那不是由于感动或佩服而来的印象。不谈笔者今天的印象,当时的党政机关授了奖,当然该有它的评价,它的理由。
  下面,将以《桃李春风》为中心,来考究该剧有怎样的意图,怎样写的,两位作者怎样合作,在怎样的时代环境里写,1943年对于老舍是怎样的一年等等问题。

  《桃李春风》是四幕剧,就剧本情节说,有几处模糊的地方。例如,辛永年在中学教什么科目,平生读什么书,失业时突然被任为中学校长的背后有什么情况,远征的途中,别的老师做什么,等等。这些疑问都与主题无关,暂且放开吧。
  辛永年为教育费心血,是因为热望培养保持中国人的自尊并怀有爱国热情的人才,对社会有用的人才的缘故。严于律己,铁面无私,灌注在学生身上的爱显现为严格。他把祭祀亡妻的经费送给穷学生,全不顾虑私人生活,严格要求家属。这样高举理想信念的人物形象是可贵的,可是,如果在你身边真的有这种人物,你恐怕感到窒息压抑。而且,辛永年虽有不断的自省,却没有对自己的怀疑,这一点,使他的人物形象简单化。
  被解聘以后,辛永年决心自力办学,卖房卖地来筹措资金。辛永年个人是“私人”,可是办学校这个事业,在辛永年,是为国家民族贡献的唯一的路,是绝对的“公”路。资金是私款,同时,更是“公”款。而在第二幕,辛永年把这无比要紧的“公”款送给身败堕落的弟弟。虽有切愿弟弟改邪归正的教育上的希冀,可是弟弟毫无悔过的征兆。送给他钱明明是把钱扔倒垃圾箱,也是把“公”款为“私”挪用。这或许表现古老的宗法制度里人伦规范的拘束力。结果,学校开不成,辛永年的“公”人事业挫折了。对于这样的颠倒轻重的行为,1943年重庆的读者观众没有感到疑问吗?作者老舍把这一节插在剧里,是不是要表示教育家辛永年胸怀宽广?教书经验很丰富的老舍,在现实生活里也会有这样的判断吗?
  在第四幕,把辛永年从苦境救出来的,是他过去的学生们。做商人的毕业生提供现款来缓和旅馆老板的督促。做公安检查官的毕业生,遵守严格教育的精神来严格执行职务的他,一知道是辛永年率领的集体,就不施行检查允许通过。现任站长的毕业生,特意安排车辆来让辛永年一行出发。要知道这时的铁路情况,就是买到正规的车票也挤不进去的。既有教育部汇款来的支援,更有学生们临时形成的人脉,这种偶然,当然是献给辛永年这位教育家的赞歌。虽然是设定在1937年的故事,可是1943年的教育部由此获得了光彩,获得了面子。

  为写《桃李春风》,老舍和赵清阁怎样进行合作呢?据赵清阁写的该剧《序》9,先提起合写的是老舍。老舍想:老舍善于写对话,赵清阁比较懂得‘戏’的表现,俾成功一个完整的剧本。可是赵清阁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执笔一二幕”10。这时,赵清阁正犯盲肠炎在北碚住医院(据《阳翰笙日记选》,是5月21日住院的11),老舍带着第一二幕原稿来看望赵以后,赵清阁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老舍再加上文字上的整理。最后,赵清阁在全剧对话上加注动作,算完成剧本了。7月19日脱稿。该剧先在《文艺先锋》第3卷第4期(1943年10月20日刊)上发表,然后从10月30日起,在重庆,由中电剧团上演了。根据这时得到的许多意见,赵清阁再加以修改了。11月9日改罢,11月12日写《序》,12月由成都中西书局出版单行本。赵清阁修改的时候,老舍刚刚割了盲肠在北碚休养。
  看这样的经过,老舍和赵清阁两者平等出力。故事的展开也说不定哪一方的意向反映得多。合作时,想到“老舍善于写对话”,即写台词的本领,从结果看,老舍是发挥了作用的。在《序》里赵清阁说:

  本剧是一个比较严肃沉闷的正面戏……所以如果你完全用娱乐的眼光去看它的话,那就一定会使你失望。不过导演也可以把严肃变成轻松,像“中电”的演出,吴永刚先生的处理,就一点不叫人觉得沉闷。况且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时博得不少彩声。12

  演出时导演怎样加工,现在难以知道,如果真像赵清阁叙述那样,我们可以知道老舍的台词给严肃的场面带来轻松的空气。观众听着深刻里夹着轻松的对话肯定喝彩。那么,老舍原先的意图,可以说收到了十分的效果。可是,据《时与潮文艺》杂志上的消息,主角演得好像不怎么好13。还有一个疑问,这种严肃剧里的轻妙因素,到底怎样为强调主题起作用呢?
  像本文开头说过的那样,老舍说过:不再写剧本,还是写小说。那么,为什么又回到剧本呢,虽说是合写。《桃李春风》之前的《王老虎》是由萧亦五,赵清阁和老舍三者的合作。关于产生《王老虎》的经过,老舍在致姚蓬子的信里这么说:

  当兵出身,在上海战线失了一条腿的萧亦五,写了小说《王老虎》,故事很好,文字也洁简有力,因此老舍想把它改编为剧本,可是作战场面太多,不易搬到舞台上去,就跟赵清阁商议。这时,赵清阁刚病好,不能作重工作,而不工作,又没有收入。老舍就想到,由熟悉军队生活的萧亦五想故事,由研究戏剧的赵清阁设计为话剧,由老舍写台词,这样合作大概就像个剧本了。稿费三分了,赵和萧都能有一点收入……14

  可见,合作是老舍引导的,其动机在于帮助经济困难的朋友谋求收入,并不是老舍怀有作为一个作家压不住冲动的题材。他自己也穷苦,需谋收入,可是老舍不把自己的绝技独占,要与朋友共有,以便找一条发挥力量的路途。跟赵清阁提起合写《桃李春风》,动机可以推想,也是希望支援赵清阁的穷境。
  赵清阁15(1914—1999)是河南省信阳人,先后在开封艺术高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美术。在校时期,即十几岁时开始,接连发表了诗、小说、散文,把上海《女子月刊》做主要的活动舞台,批判现实的倾向很明显。在开封艺术高中任职时,因有共产党的嫌疑,被捕坐半年牢。这时期患肺结核。还有,短篇集被禁止发行,女子书店总编辑的职位被解聘,等等,经受过很多打击。1936年,跟朋友一起创办《妇女文化》杂志,在南京的制片厂“中电”任了编辑委员。后来中电剧团演出《桃李春风》,很可能依靠这时发生的人缘。抗战开始以后,赵清阁辞了中电到武汉来,帮助文协会务的时候认识老舍。她编辑了华中图书公司的杂志《弹花》,同时自己也写过很多剧本和评论。搬到重庆以后,继续编着《弹花》写剧本,评论,散文,电影剧本和小说。接着,把《弹花》从公司接过来自力发行。该刊不久在重庆的政治经济重压下被逼到停刊。《桃李春风》执笔时期,她受成都中西书局的委托,做《中西文艺丛书》的主编。《桃李春风》演出后,很快就由中西书局出版,还是依靠她的关系吧。
  作为编辑,她送出了好多作品,作为作家,她在抗战文学阵地的一角做出了明确的贡献。可是在战时情况下面,繁忙的工作不一定带来收入,清贫生活不但加剧肺结核,还招引别种疾病,这是当时的作家共患的情况。经济生活很紧张,可是另一面,她这个年轻的女编辑,看来好像很受文艺界前辈的眷顾,有几种逸闻传下来,例如,由郭沫若,田汉送诗,由傅抱石送画,受阳翰笙,洪深等人的指导,等等。阳翰笙的日记里也有几次提到她,可以窥见她获得前辈作家的信赖。后来,新中国建国时,赵清阁受阳翰笙的委托,给旅美的老舍写信催促回国。16阳翰笙的后面当然有周恩来有共产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矛盾已不能弥补,国统区的言论限制日益严重,浓雾深深笼罩在重庆社会,对于文艺界、戏剧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阳翰笙在1943年9月12日日记里写,因图审会(即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检查严苛,出版书籍杂志碰到极大困难,后半年的演剧活动等于烟消火灭云云。后面又写“前日在北碚碰到老舍的时候,他很慨叹地说:中国的新文化快要呜呼哀哉了!”老舍的剧本和小说都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写成的。压力不但针对新作,对旧作也是如此。
  老舍慨叹后不久,《时与潮文艺》杂志登载了这样的消息17: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表了《取缔剧本一览表》,把老舍《残雾》、曹禺《原野》、吴祖光《风雪夜归人》等116种作品定为不准出版或上演之剧本,并把郭沫若《屈原》、曹禺《日出》、阳翰笙《天国春秋》、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指定为修改后方准上演的剧本。老舍的《残雾》是1939年的作品,曾经在国民党直属的中国文艺社所发行的《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3卷第8期到第4卷第1期发表。该剧里虽然登场抓住坏高官,也暗示某大人物密通南京政府什么的,构成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可是作品的主旨是号召人们去前线抗战,并不是批判国民党的政权或政策。这种作品也不准上演了。那么,如果在用较简单的手法来显示人物好坏的戏里,都不许坏官僚登场做坏事,那么老舍擅长的手法就很难使用了。《桃李春风》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写的。
  如上面所说,《桃李春风》把故事背景设定于1931年到1937年末。要在1943年的重庆描写理想的教师形象,本来不必追溯到开战前后。如果设定于重庆的同一个时期,那就更能使形象带着现实性了。但是,要描写1943年前后的教育界,总不能不接触政治壁垒和官僚署员,那等于自求跨进禁区。两个作者不会没有这种顾虑。
  不论有没有这种顾虑,老舍在剧里却借着主人公的嘴喊出自己当时的心声。辛永年说:

  “只要伯伯(即辛永年)有份儿诚心,事情就没有办不通的。我办学是为教育大家的儿女,大家还不帮我的忙吗?”
  “只要咱们的心诚,脚步走得正,一定会有人帮助咱们。”
  “我不知道我教书教得好不好,但是我的确知道我很尽心。”
  “为社会事业而不怕碰钉子,是艰苦卓绝。……我就是沿街乞讨去,也得办学校。”
  “为我自己,我向来不求人。为公益的事,我差不多天天去求人,我不怕丢脸,不怕碰钉子,可是谁都帮过忙了,叫我上哪里再找钱去呢?”


  这些话实在是老舍的心声。是为了维持文协,到处奔走呼吁帮助,尽心尽力工作的老舍发自肺腑的呼声。而辛永年这种忠诚无私牺牲到底的教育家形象,呼吁民族自尊和爱国的知识分子形象,更应该是面临抗战的老舍形象的投影和化身。
  对戏剧活动实行各种限制的机关,在明令禁演许多剧目之前,为了“发扬民族意识,策励戏剧创作”,给剧本设定奖金了。《时与潮文艺》创刊号(1943年3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的《剧坛》(贻德执笔)有这样的消息:
  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为发扬民族意识,策励戏剧宣传,特设“优良剧本年奖金”一种……给奖剧本分两种:一种是就已出版的剧本选出十部,各给千元;一种是应征的,选拔三部,给与第一,第二,第三奖,奖金数目为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
  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最近选定曹禺所著《蜕变》一剧,给奖一千元,并转请中宣部教育部转令所属普遍上演。又同时获得该项奖金之剧本尚有陈白尘之《大地回春》,袁牧之《边城故事》及吴祖光《正气歌》。
  该刊第2卷第3期(43年11月15日刊)的该栏包括下面的消息:

  最近当局于演出之话剧,颇多奖励。于伶之《杏花春雨江南》及老舍,赵清阁合著之《桃李春风》均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名誉奖状。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给与《桃李春风》之剧作者,演出者(罗学濂)及导演(吴永刚)奖金各四千元。教育部准备选奖本年度最优剧本十数种,分别给奖,年终可正式发表。

  该刊第2卷第4期(43年12月15日刊)该栏有下面消息:

  三十一年度剧本正式评定给奖者,计有曹禺之《北京人》陈白尘之《大地回春》王平陵之《唯他命!》三种,各得奖金三千元。

  最后这条消息没有写授奖的主体。从上面的消息推想,这大概是教育部。也许是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暂且不能断定。民国31年是1942年,《北京人》已在41年演出,为什么被算为1942年的作品,理由暂且不明。
  《桃李春风》获得了党政机关所授的奖金。获奖或许不只是这些。据张桂兴《老舍年谱》,1944年2月15日,教育部宣布第一次应予奖励的四个优秀剧本,其中《桃李春风》得奖二万元,曹禺《蜕变》得奖一万五千元,于伶《杏花春雨江南》得奖一万元,沈浮《金玉满堂》得奖一万元。另外,《桃李春风》的导演吴永刚以及上演该剧的中电剧团也同时获奖18。年谱这一条的根据是重庆《新华日报》同日的报道《四个剧本得到奖励》。
  如果,如果真地像报道那样获得奖金二万元,老舍他们不但获得名誉,还获得了经济上的极大支持。老舍提起合作的动机,要帮助处于困境的朋友的目的,多少算达到了。那么,教育部的奖金二万元和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奖金四千元,两位作者真地拿到手了吗?他们怎样使用了那笔奖金呢?老舍在《习作二十年》里说《桃李春风》获奖,可是,这奖是不是名誉上的奖,还是收了奖金没有,奖金有多少元,这些问题,他一字都没有提。
  教育部选定的优秀剧本,首要条件是为纪念教师节而写的,歌颂理想教师的作品,这结果实在巧,好像按着计划进行。4个优秀作品之中,除了《蜕变》之外的3篇,文学史上都没有怎么重视。这儿要提一下,阳翰笙1943年9月11日日记引了赵清阁的信,她信里说:

  天知道我们(像我同老舍)这种人,刻苦好学,只凭劳力生活,为的是保持淡泊宁静,而熟料仍不免是非之论。苟果知媚上,则何至如此清贫?!19

  赵清阁的话中是有话的。9月11日《桃李春风》已经脱稿,演出计划或许正在落实。恰在这种时期“不免是非之论”,到底有怎样的事实呢?从“苟果知媚上”这一句来推想,可能有些人说什么“他们写《桃李春风》来谄媚官方”。关于赵清阁的信,阳翰笙没有加以什么解释。前后脉络不明不白,只能猜想。
  对于《桃李春风》,当时的剧评怎么样呢?登载该剧本的《文艺先锋》上,有署名“明”的评论《关于〈桃李春风〉》,给以很高的评价:
  第一,民族文学的建立已属势所必然的事,这个剧本可以说就是作者担负起这时代任务的产品,它报导民族新生中许多善良者艰苦奋斗的事实,它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精神(此处一字不明)就了最具有感召力的形象。所以它不特提出了中华民族新生的保证,也为民族文学大前途提出了坚强的保证。
  第二,许多文学作品致力于描写黑暗者多,显示光明面而收积极教育效果者少。……。再说《桃李春风》中也并不是没有代表黑暗面的人物和事物的,但正因其正面的肯定的意义更强,才更显出了我们应该否定的东西之被否定的必然性。——这种写作的方法和态度,是值得注意的。20
  还有孙伏园写了题为《看了一本好戏》一文,说:

  现在我们需要的戏,可以说,是既有教育色彩,也富文艺趣味,而又合乎宣传需要的。……而三者兼备的却颇不多,最近上演的《桃李春风》可谓正合此条件。21

  此评价可以说完全基于国民党文艺政策的见解。
  《桃李春风》是为教师节,即赞扬教师,重新认识教育意义而写的剧本。老舍是既违反不再写剧本的意志,又含有特意纪念的意图写的。考虑这些因素,这也可能是受教育部或其他教育有关组织的委托才写的。老舍在这以前写的剧本,例如《国家至上》(跟宋之的合写)是受了回教协会的委托,《大地龙蛇》是受了东方文化协会的委托,《张自忠》是受了‘军界友人’的委托而写的。人们认为,什么难事只要委托老舍都能办好,而老舍方面也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既然有这种事情,那么《桃李春风》,也很可能受委托而写。可是老舍和赵清阁都没有谈这种事实,当时刊物的《文坛消息》之类也没有这样的报道。如果老舍受了教育部的委托写该剧的话,那么老舍的心里,肯定会考虑到教育部发给文协的补助费。教育部的补助费是文协的重要的财源。而且老舍,正如写《国家至上》等等时那样,本来是受了委托就不能推辞的人。给人造成“媚上”印象,那在老舍必是委屈必是遗憾之极。

  老舍向来贫血,苦于眩晕和头疼,这时候又加上了疟疾。这些病,只要有滋养和药就可以治好。可是老舍的钱袋总不能解决这种简单的事。祸不单行,1943年10月,老舍在北碚患盲肠炎,住了半月医院,出院以后也需要休养。正在休养的时候,重庆上演了《桃李春风》,老舍不能去看。也是这个时候,分居6年的家属,胡絜青夫人和一男二女,从沦陷的北平远远来到了,可是老舍不能去重庆迎接。家属到北碚老舍身边来,是到重庆20天后的11月17日。不论是住院,还是一家开始新生活,事事需要相应的支出。老舍的经济生活怎么样,笔者没有看过老舍写的自家收支情况的资料,可是正像当时的通例,他处在极其穷苦之中。那是从《旧诗与贫血》22一文也可以看到的。《阳翰笙日记选》1943年8月28日条里有这么一句:

  老舍在北碚甚穷,今天同郭、冯、何、乐诸兄谈后,由会预支了一千元给他兑了去。23

  “会”大概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内的文化工作委员会。阳翰笙是该会3个副主任之中的一个,处在掌握该会事务的职位。老舍是该会10个兼任委员之中的一个24,“预支”是对什么项目支付的款呢,阳翰笙没有写。或许对兼任委员也有车马费什么的津贴。就是津贴,老舍也不会自己开口要。那就可以想像,当时的老舍穷得阳翰笙他们也不能不管,就紧急以预支的名目兑款。老舍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
  据张桂兴编《老舍年谱》,说是阳翰笙兑款的几天以后,“老舍答应洪深的预约,为其写戏。……预支剧本费5000元”。在政治部军中文化训练班指导戏剧班的洪深,说是特约老舍、阳翰笙、夏衍、于伶、宋之的等写剧,每人各预支5000元。25年谱依靠的资料是重庆《新民晚报》上的《艺文坛》9月8日的报道。可是,据第二月传播了同一个消息的《时与潮文艺》的报道26,是“戏剧班里特约于伶、夏衍、姚苏凤、宋之的等编撰专为前线演出之剧本”,这里没有老舍和阳翰笙的名字。而且,老舍没有留下响应这个任务的作品。老舍很难想象只拿钱不写作品。如果接受了五千元,那么生活肯定多多改善了。对于年谱的这一项,笔者怀有疑问。给与《桃李春风》的奖金,不论是四千元的还是二万元的,如果的确交到作者手里,那为老舍迎接家属开始新生活,一定是百万援军,不管他为文协“挪用”多少。
  老舍出院之后的12月,写好长篇《火葬》,在《文艺先锋》第4卷第1期到第6期(1944年1月—6月)发表了。1943年的《桃李春风》也在《文艺先锋》上发表了。老舍在该刊上发表的文章共有5篇,其中比较大的创作都集中在43年10月到44年前半。该刊跟《文化先锋》一样,是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直属刊物,由该会主任张道藩担任发行人。刊物本身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可是稿费的支付想来不必担心吧。同一个时期,该刊也登载了茅盾的长篇小说《走上岗位》和阳翰笙的五幕剧《槿花之歌》。国民党政府实行严厉言论限制的同时,国民党右派系统的刊物却采用共产党方面作家的作品。这里可以看到,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下面,左右双方有意保持的微妙的平衡状态。

  (本文作者: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1 《抗战文艺》第8卷第1、2期,《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老舍全集》第16卷,第214页。
  3 《戏剧月报》第3期,《老舍全集》第16卷。
  4 《老舍全集》第14卷,第332页
  5 《王老虎》载于《文学创作》第1卷第6期(剧本专号,1943年4月1日刊)。据赵清阁《桃李春风·序》说是由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出版了,可是老舍年谱和老舍词典之类都没有记录曾经出版的事实,出版的书也没有发现,或许只是预定而没有出版。
  6 《桃李春风》。先题为《金声玉振》,载于《文艺先锋》第3卷第4期(1943年10月20日刊)。10月末在重庆由中电剧团上演,11月修改之后,12月由成都中西书局单行出版。
  7 王行之,胡絜青编《老舍剧作全集》全4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各卷所收作品,分别收在《老舍全集》第9-12卷。
  8 《文坛》第6期(1942年7月15日刊),题为《作家书简》,《老舍全集》第15卷,第622,623页。
  9 《桃李春风·序》留有1943年11月12日的日期,是中电剧团上演以后,由赵清阁修改后写的。
  10 《老舍全集》第10卷,第105页。
  11 《阳翰笙日记选》,第157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2 《老舍全集》第10卷,第106页。
  13 《时与朝文艺》第2卷第3期(1943年11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的《剧坛》(贻德执笔)中有这样的一项:中电《桃李春风》上演后,颇引起各方注视,批评不一,但多认为题材及主题甚佳,而主角表现不够鲜明。
  14 《老舍书信集》,第115-116页。
  15关于赵清阁的生平,全面依靠下面文献:高天星、高黛英、陈阜东:《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新文学史料》1995年3、4期;陈学勇:《〈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补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3期。
  《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3期所收的,徐霖恩〈从来燕赵多奇女〉,高天星〈我认识的赵清阁〉,潘颂德〈怀念赵清阁先生〉,陈学勇〈纪念赵清阁先生〉。
  16 据陈学勇《〈赵清阁文艺生涯年谱〉补正》介绍,这时给老舍写信的人另外还有,例如曹禺说受周恩来的委托写信,类似的例子不知有多少。
  17 据《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1943年10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剧坛》(贻德执笔)的消息。
  18 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见上卷第412页。
  19 《阳翰笙日记选》,第195页
  20 引自《文艺先锋》第3卷第5期(43年11月20日刊)《短论》栏中的《关于〈桃李春风〉》。
  21 原载于《扫荡报》1943年11月9日。曾广灿等编《老舍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之下卷。
  22 此诗载于《抗战文艺》第8卷第3期(1943年1月15日刊),见《老舍全集》第14卷。
  23《阳翰笙日记选》,第190页。
  24 据阳翰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及名单》(收于中共重庆市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第82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该委员会的主任是郭沫若。茅盾、胡风、杜国庠、洪深等10名是专任委员,老舍、陶行知、侯外庐、马宗融等10名是兼任委员。
  25 张桂兴编《老舍年谱》(上下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见上卷第405页。
  26 据《时与潮文艺》第2卷第2期(1943年10月15日刊)所载《艺文情报》栏里《剧坛》(贻德执笔)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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