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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方法在老舍研究中的运用

2014-8-12 15:11|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756| 评论: 0

摘要: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满族作家老舍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却相对较多。前几年老舍研究界开始出现两种貌似对立的说 ...
作者:吴永平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中,满族作家老舍的研究起步较晚,成果却相对较多。前几年老舍研究界开始出现两种貌似对立的说法,一说“研究未有突破”,一说“研究过度”1。笔者以为这两种说法体现的是同一忧思,只是前者说的是原因,后者说的是结果。导致重复研究的主观原因固然很多,但创新意识(包括方法、思路、视野等)的匮乏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
  质言之,到20世纪结束的时候,传统的研究方法(如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历史、创作方法和文化心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在可能达到的深度上已经被运用到了极致。从某种角度而言,欲在老舍研究上再取得一点突破,应该说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传统研究方法所由产生的两类心理障碍也严重地阻碍了老舍研究的深入:第一类,认为老舍只是个地方(民族)作家,研究者必须先天地具备相应的某种人文素质才可能深入研究2。第二类,对老舍的自我表述基本上不持异议,认为“老舍的这些自评文章,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权威”3。于是研究者处处束手,不敢越雷池一步,除了创作道路的铺叙、创作心理的描摹及作品艺术的分析,似乎别无路径。
  笔者认为,文化人类学为老舍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论平台,借助于这个平台(治学方法、考察范围和观照方式),研究者能够从更多的维度来审视研究对象,有助于从传统研究方法止步的地方再向前迈进一步。
  文化人类学并不是上世纪80年代为人诟病的所谓“新方法论”之一,而是近两个世纪来中外学者用于民族学研究的利器。据北大学者袁方称,凡“中国学”的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文化人类学方法4。此说正确与否,笔者不予置评。但有一位法国的老舍研究专家保尔?巴迪先生是公开声明运用了这一方法的,他且认为这个方法与中国清初乾嘉学派的治学传统(朴学)是相通的。他的研究专著《小说家老舍》写成于1983年5。在他看来,借鉴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成果,掌握尽可能多的原始资料,还原研究对象所身处的文化环境,深入研究是有可能的,突破也是有可能的。笔者在两篇文章中介绍过巴迪先生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从事老舍研究的相关成果6,在此不再赘述。
  最近两年,笔者在翻译巴迪先生的专著《小说家老舍》7的过程中,尝试着运用与他类似的研究方法,并根据他提供的若干线索,进行重新解读老舍生平和创作的工作。其间偶有所得,愿在此献曝,以求就正于同行。
  以下简略地叙述笔者近年来就老舍研究的三个“个案”(也可称为“疑案”)进行的研究及仅供参考的结论:第一,老舍并未“立在五四运动的外面”(作家生平考证);第二,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的主题并非“宣扬爱国主义”(作家作品分析);第三,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出于政治避讳而改变了构思(作家创作心理分析)。

  “个案”之一,老舍当年是否“立在五四运动的外面”8。
  老舍前期小说多描写五四时期的学潮和教潮,即使在当年,那些描写也常常不为前进的人们所认同。于是他多次解释,之所以那样写,是因为当时做了事,站在了五四运动的外面,看戏的不明白演戏的,等等。
  国内研究者似乎无人对此说提出过质疑。张桂兴先生在考证老舍早期生活经历方面用力最多,他在《老舍研究资料考释》中列举过老舍早年在北京教育界担任过的许多职务,如:京师公立第十七小学校长、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小学部委员、京师郊外北区劝学员、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期国语补习会经理,等等。但他却在老舍的“兢兢业业办教育”的自我表述面前停下步来,未能更进一步揭示这些社会职务下隐藏的丰富的历史生活内容。
  法国汉学家巴迪先生对老舍的表述提出了质疑,他在其专著中提示道:“人们也许要从他的表述中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以为他对这个震撼全国的运动漠不关心。实际情况与之恰好相反……老舍当年在北京教育团体中担任着一定的职务,他不会不了解老师中间的骚乱,应该说他是介入其事的。”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供更多的史料来证实这个判断。
  笔者根据张桂兴先生提供的史料和巴迪先生的提示进行了一番“田野考察”,重新查阅了当年的原始报刊。“五四运动”并不限于1919年5月4日那天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时期”至少也应延续到1925年前后,这大概是没有疑义的。现代文学研究者通常把这个时期称为新文化运动,考察的范围大致也仅限于此;而文化人类学则要求把当年更为重要的社会运动置于视野之内,如北京大中小学教员因“索薪”而发动的教育体制改革运动、《新时代》鼓吹的基督教的和平的民主的社会改良运动、提倡“废督裁军”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华教会的“本色化”运动,等等。笔者以这种视野,在“兢兢业业办教育”的史料之中和之外,发现了老舍曾站在“五四运动”里面的痕迹:
  譬如,1920年初“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创建“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老舍当选为小学部委员。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次会议是表彰在教育事业上的有突出贡献者,其实却不然,这次会议是北京大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在首次“索薪”斗争胜利后召开的,目的是为了组建一个维护教师权益的团体,为再一次的“索薪”运动推举领导人。老舍能够当选,只能证实他在“索薪”运动中有积极表现。
  又譬如,1921年7月老舍接受学务局委托举办私立小学教员国语补习会,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老舍热心教育事业的表现,其实却不尽然。他在《“京师私立小学教员夏期国语补习会纪事”弁言》中写得很清楚:“今年教潮激烈,而专门以上,有讲学会之发启。小学界,有国语补习会之成立,是教育者之肝胆轮囷,终为社会范,为尤可记也。”“讲学会”是胡适等人在“六三运动”(马叙伦、李大钊等领导的北京各高校“索薪”运动)中创办的,他们不主张罢教,但又不便公开反对,遂举办“讲学会”(“自由讲座”),期望对失学青年有所弥补,并平抚社会舆论。“补习会”的宗旨与“讲学会”相同,是与“教潮”对立的。老舍以胡适为“范”,其对“教潮”的态度可见一斑。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还可以发现老舍曾被动地或消极地参与过1920年反对裁撤学务局的运动、1920年12月初北京师范学校“拒王留陆”风潮、1921年改组北京教育会的活动、1922年北京公立小学教职员的“索薪”斗争,等等。这些史料显示出,老舍被提拔为学务局劝学员并非完全由于他办教育有成绩,也与他曾介入学务局与北京教育会的权力争斗有关。此外,老舍辞去学务局职务的内情也有重新探索的必要。
  根据这些新的发现,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老舍在“五四”时期并未始终“立在运动的外面”,他曾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过社会改革运动(学潮、教潮、自治运动和宗教运动)的大潮。从这个角度而言,他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牛天赐传》、《猫城记》及短篇小说《大悲寺外》等中对五四时期社会运动(包括“学潮”、“教潮”、“自治运动”等)所作的描写应该重新评价。第二个结论:老舍在“五四”时期的思想变化及社会选择与当年北京满族整体的境遇、地位及政治态度并无直接关系。上世纪初前后出生的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满族青年(如老舍、白涤洲等)在隐匿了族属的情况下不仅能获取相当重要的“社会位置”,且具有参与社会运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个案”之二,老舍早期小说《小铃儿》的主题是否在“宣扬爱国主义”9。
  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宣传“爱国主义”,他们在文本中的“国耻”和“打日本”等字样前停下了脚步10。然而,老舍本人却不愿将其收入作品集,甚至在《老牛破车》中谈到创作起步阶段时也不将其算在内,这便殊不可解。奥秘何在呢?巴迪先生认为,老舍有意忽略它的原因是由于作品涉及到作家本人的满族“身世”,认为“老舍在这个虚构的故事里,忘情地倾注着他的心声,甚至顾不上掩饰”。关纪新先生指出,在这篇小说中“包藏着若干理应引起重视的,只属于老舍个人的文化‘密码’。11”
  然而,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宣扬爱国主义”吗?不是!
  粗略地阅读作品文本,从小铃儿身上可以看出这样的线索:国耻教育(打日本)——家仇教育(打南京)——侠义教育(结帮派)——打洋人小孩(报仇),“爱国主义”的主题大致由此而被认定;从传统研究方法止步的地方再细读文本,还可以看出另一条线索:学校教育(使之激烈)——家庭教育(使之偏狭)——社会教育(使之好斗)——总结果(盲目排外)。“排外”是民族主义最浅的层次(胡适语),能说成是“宣扬爱国主义”吗?显然不能!
  再以“整体考察法”审视老舍同期的其他作品,分析老舍当年是否具有“排外”的思想基础。老舍同期撰译有两篇文章,一篇是译作,题为《基督教的大同主义》,表述了基督教普世主义的理想,宣扬天下教徒都是兄弟姊妹的观念;另一篇是著述,题为《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批判当时“儿童,家庭,与社会三方面”的“破碎之教育”,主张以杜绝“儿童之说谎,或互殴”为教育“起点”。
  由此,笔者判断,这篇小说的主题并不是宣扬“爱国主义”,而是作者在基督教普世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积极思考,其要旨在于批判当时的不良的世俗教育。
  然而,仅此并不能解释老舍为何要有意忽略这篇小说,“爱国主义”也罢,“普世主义”也罢,“不良的世俗教育”也罢,都不能成为作家避讳的原因。最深层最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呢?如前所述,巴迪和关纪新先生都认为是由于作品内容涉及到了作者不欲为人所知的身世。这个判断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但仍嫌不够充分。巴迪先生著作中有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他说,因其父亲的死亡,“历史发展的线条在老舍心目中一度是以悲剧的或困惑难解的方式出现的”。这篇小说中是否也相应地流露出作家当年心中的“困惑难解”呢?有的。文本中数次提到的“打南京”就是解开这一问题的钥匙。
  这篇小说创作于1922年,小铃儿就读的是新式学堂,小铃儿的父亲“打南京阵亡”,其时他尚在襁褓中。就此几点推算,小铃儿应出生于1909或1910年,时年10岁左右。此前只发生过两次“打南京”的事件:第一次在1911年,江浙联军攻打清军张勋等部盘踞的南京,双方各有伤亡;第二次在1913年,辫帅张勋等部奉袁世凯之命攻打革命党人镇守的南京,旗兵死伤甚众。作品中提到的“打”南京,似与第一次南京之役无关,因为攻城方是南方的军队;可能指的是第二次,即张勋镇压“二次革命”之役。这两次南京之战,都与张勋的辫子军有关,不管小铃儿的父亲战死在哪一次,读者都会揣测出小铃儿的父亲很可能是辫帅张勋的旗兵;或许还会无端地联想:那时的南京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作者鼓吹“打南京”,究竟是什么用意?
  老舍童年、少年时的玩伴都是满族孩子,他们中间或许就有“打南京阵亡”旗兵的遗孤,作家将其玩伴的家世揉入了小铃儿的形象之中是很自然的。总之,不管这个细节的设计是出于作家的历史“困惑”或是艺术设计欠周,当时的敏感的读者都会产生相关的联想。老舍出国后,对国家大势逐渐看得清楚了一些,艺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后来他便不太愿意提到它,也不肯将其收入小说集,是唯恐读者的误解继续下去。

  “个案”之三,老舍创作《骆驼祥子》时是否出于政治避讳而改变了构思12。
  国内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部作品是现实主义的典范之作。樊骏曾肯定其“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特色”,尽管他不满意老舍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的“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但又提出,应特别重视老舍此期“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的思想,提出:“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思想立场上的重要变化。应该说,只有经过这样的变化,才可能写出《骆驼祥子》。13”他在老舍的自我表述前面也停下了脚步。
  法国汉学家巴迪先生却有不同看法,他对这部名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写成了两篇论文,一篇作于1975年,题为《中国的洋车夫》,另一篇作于1999年,题为《在围观者与持绋者的行列中》14,前后历时20余年。他在文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譬如,他认为小说初版描写了上世纪20年代末“北平的洋车夫不得不向有轨电车挑战”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而,他指出作品表现了祥子继个人奋斗失败后集体斗争的失败,并认为篇末作家对祥子的指责(个人主义的末路鬼!)是没有道理的。他摘引了大量的文化人类学资料以证实自己的判断,其考察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国内研究界的视野。
  起初,笔者对巴迪先生的看法感到十分困惑:尽管北京早于1924年年底就开通了第一条电车线路,但小说并没有只言片语描写有轨电车对洋车夫生存的威胁;第24章虽然含糊地把阮明的死与“组织洋车夫”扯在一起,也没有写明他组织洋车夫干了些什么。
  于是,笔者循着巴迪先生提供的线索继续深入考察,先对老舍小说作品作了一番“整体考察”。发现在稍早于《骆驼祥子》的短篇小说《黑白李》中有一个“洋车夫砸电车”的情节,而且惊奇地发现《黑白李》是《骆驼祥子》的创作“蓝本”。前著中王五的外貌特征与后著中的祥子完全相同,王五“头上有块疤--据说是小时候被驴给啃了一口”,而祥子“特别亮的是颧骨与右耳之间一块不小的疤--小时候在树下睡觉,被驴啃了一口”。此外,黑李赴死与阮明被杀的场景描写也基本相同。
  这些发现更增添了笔者探索的兴趣,疑问也由此产生:按照作家创作惯例,同一题材重复创作时,前作往往是后作的蓝本,《骆驼祥子》既然搬用了《黑白李》的人物和结局,理应将“洋车夫砸电车”的情节也用上去,况且作家在作品前23章中已为祥子走向集体斗争作了许多铺垫,为什么写到结尾处却突然改变了构思,把“地狱里的好鬼”写成了“叛徒外传”呢?为解答这个疑问,不能不继续探索作家舍弃“砸电车”情节的真实原因。
  笔者翻阅了上世纪20年代的报刊,发现1929年10月22日北平确实爆发了一场震惊全国的“洋车夫砸电车”事件,市总工会部分领导人组织万余名洋车夫及市政工人“暴乱”,砸毁电车多辆,被拘捕者千余人,被驱逐者800余人,罢工组织者被公开处决者4人。中共工运史料中也有关于这场“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的详细记载15。笔者还发现,自1924年12月18日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建成通车后,洋车夫的生活状况始终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洋车夫工会与电车公司的纠纷不断,但“砸电车”事件只发生过这一次。
  由此看来,学界关于老舍《骆驼祥子》“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评价尚有商榷的必要。不管是以新旧现实主义的标准来权衡,这部名著至少忽略了以下历史事实:

  有轨电车的开通(1924年)对洋车夫生活的严重威胁;
  洋车夫为改善生存状态已经成立了工会组织(1925年);
  首都迁往南京(1928年)后,北平经济衰退,洋车夫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洋车夫为生存进行过有组织的斗争(1929年)。

  于是,新的问题也产生了:老舍为什么没有或不敢将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在前此的短篇小说中描写过的情节、与洋车夫当年生存状态更密切相关的现实生活、而且更能表现“地狱里的好鬼”的悲剧情节写进《骆驼祥子》?
  简略地说,这是由于老舍当年对这场工运的性质把握不住,因而在写作时不断地调整构思,最后不得不草率地结束全篇。根据笔者的考证,当年这场工运的组织者是被国民党改组派所控制的“黄色工会”,事后,国民党曾企图诿过于中共的“城市暴动”计划,而中共却痛斥这是国民党内部“群狗争骨”;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怀疑这是中共的“盲动”,而鲁迅等左派知识分子却以为这只是“失业者大闹”,行径迹近于“土匪”。老舍在“入了迷似的去搜集材料”过程中不断接受到此类消息的反馈,在创作中游移不决,无视这场工运于心不忍,而真实地表现又有政治上的顾虑。于是,他在第24章里才把“枪毙阮明的新闻”与“电车出厂”的消息放在一起含混地描写。
  国内评论界对《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深度也有过怀疑,但最后都归因于作家“对于政治的淡漠和对于革命的缺乏认识”(樊骏);国外学者则不然,如巴迪先生写道:“作家对他那个时代的斗争有所回应,但很明显,在所表现的这些事件中,他对场景与人物的关注甚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关注。”他们都试图从最好的方面为心爱的作家进行辩解。
  以上简述了老舍研究中的三个“个案”,如果分析和结论还不算荒谬,那么适足证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借助于文化人类学,可以从传统研究方法止步的地方再深入一步。

  (本文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 参看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第206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2 胡金铨在《老舍和他的作品》的“前言”中说,有资格说老舍的作品的人,首先要能喝北平道地的“豆汁儿”及欣赏“小窝头”,其次需要和老舍有“共同的语言”。转引自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第33页,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
  3 同上,第8页。
  4 袁方:《加速发展中国人类学》,《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5 Paul Bady,Lao She Romancier, Universitéde ParisVII,1983.
  6《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再论巴迪先生的老舍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7 该译著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
  8 参看笔者《老舍与“索薪”风潮》,《中华读书报》2004年6月2日;《老舍在基督教本色运动中》,《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第3期
  9 参看笔者《老舍小说〈小铃儿〉新解》,载《理论月刊》2005年第3期
  10 某研究者写到:“小说的内容是写一个叫小铃儿的小学生,因为参加反帝爱国运动而被学校开除的故事。这篇作品的显著特点是它的爱国主义的主题。”
  11 关纪新:《老舍评传》,第74页,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
  12 参看笔者《〈骆驼祥子〉:没有完成的构思》,《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老舍小说〈黑白李〉新解》,《江汉论坛》2004年第11期
  13 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1期
  14 此文为巴迪参加北京“纪念老舍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
  15 慕石(王明):《六万劳苦群众的武装斗争》,《红旗》1929年11月10日第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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