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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三家老舍研究新著

2014-8-12 15:14|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684| 评论: 0

摘要: 作者:章罗生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一   在老舍研究领域,石兴泽是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专家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老舍创作论》(与陈 ...
作者:章罗生 来源:www.laoshexue.com 发布时间:2007年09月25日 www.laoshexue.com

  在老舍研究领域,石兴泽是用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专家之一。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先后出版了《老舍创作论》(与陈震文合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老舍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老舍研究:六十五年沧桑路》(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和《人民艺术家——老舍》(与刘明合作,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骆驼祥子解读》(与关纪新合作,中华书局,2001年)等著作。而近作《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1则是他带总结性的又一力作——正如有人所指出的:该书“是扎扎实实地深掘,在许多方面均有所发现与突破”,其中“讨论老舍的文化心理,也达到目前同类研究中最好的水平”2;“正像石兴泽教授的为人一样,它平实、精细而有力度,是一部内秀之作”3。全书分上下两编,分论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
  应该说,考察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这一论题和角度并不新鲜,从上世纪90年代笔者的《老舍与中国新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到本世纪孙洁的《世纪彷徨:老舍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年)和古世仓、吴小美的《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等,众多论文和专著均以此为立论支点或论述到了这一问题。但比较而言,在这方面,石兴泽的这本专著最为全面、系统、细致。如在论述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方面,有的内容原已被不少人论及,如老舍与中国抗战文学和中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等,但均不如石著这样系统、深刻;更多的则是以往未能涉及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如老舍与中国民间通俗文学、老舍与中国古典诗文、老舍与中国五四文学以及老舍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等。因此,在这方面,石著无疑具有开拓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是扎实勤勉、积累较丰的专家,因而其专著资料翔实、论证严密、立论公允、自成体系,其中不少观点具有新鲜的启迪意义。如论述老舍与中国通俗文学的辩证关系时就颇见功力。作者认为,民间通俗文学对老舍文学意识的形成、文学品格的构成、创作道路的延展,尤其是对他成为人民艺术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十分熟悉、深厚积累、深切理解、自然亲近,依靠对民间通俗文学的借鉴,或者说依靠民间通俗文学对他的滋养和助力,他的创作和理论才表现出如此强烈和鲜明的民族性、民间性、人民性、民俗性、通俗性,他才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人民艺术家。但另一方面,老舍的生活与创作又有许多遗憾,而遗憾的致因机制又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即良莠不齐的民间通俗文学具有二重性,有时引导他走向康庄大道,有时将他引向沼泽泥坑,有时帮助他获得某种创作和理论个性,有时则误把羊肠小道当坦途,把苦果当仙桃。可以这样假设:如果他不那么熟悉民间通俗文学,他对民间通俗文学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和审美自觉,他沿着《离婚》、《月牙儿》、《骆驼祥子》和《茶馆》的道路发展,那将是另一个老舍,一个向着世界文学高峰奋力攀登的老舍!但也可以这样假设:也许不是熟悉民间通俗文艺,根本就不会有老舍这样一个作家!这是一个伟大的通俗作家与缺乏时代自觉的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作家与非主流且自然散漫地发展的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因而,影响与被影响之间的关系也就变得复杂特殊。
  如果说,上编论述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主要还是侧重“外部研究”的话,那么,下编“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则着重论述老舍的文化心理与情感意识等问题,侧重的主要是“内部研究”。在这方面,更见出作者积累的丰厚与见解的深刻。如认为:老舍的现代意识表现在怀疑态度、对比方法、个性意识、批判精神和人文理想等方面;正是老舍承袭了比别人更沉重的负担,所以他不仅具有知识分子的共性,而且还有许多人所没有、或虽有但较弱的文化心理负担,如侠义意识、救世主意识、现代迷信和臣服意识等。由此,作者还从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的矛盾运动等角度,论述了老舍的出世与入世、气节、义气、孝、旧文人习气及审美情趣等问题。尤其是作为论文发表后影响较大的第五章《四重意识:老舍五六十年代文化心理的横向分析》,针对研究界存在的老舍五六十年代“滑坡”、“上坡”之争等复杂现象,运用系统方法进行细致分析,认为五六十年代不只是一个老舍,而是有“若干老舍——由各种思想意识分别形成的老舍”,即作为文化官员的意识形象,作为普通公民的意识形象,作为作家的意识形象,作为理论家的意识形象。这些“老舍”把老舍的文学意识分成四个部分或曰子系统层次。它们相互矛盾又彼此渗透,各有侧重却又相互影响,其间的更迭交替构成了复杂而微妙的四重奏。而老舍的角色越多,束缚就越多,自己的思考就越少,“自我”意识就越弱。类似建国后在老舍等作家身上所出现的这种文化现象,我们在“田汉现象”、“曹禺现象”和“何其芳现象”中也有耳闻,但如此准确、清晰的概括,似乎还不多见。
  当然,就论题的科学与结构的严谨而言,该书还是有不少可商榷之处。首先,论题与内容的逻辑性不是很强,缺乏严密的体系。如论题是“二十世纪”,内容却不限于“二十世纪”而有“古典”诗文等;论题是二十世纪“文化”,内容却未从整体上概括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经济文化、大众文化与市民文化等,而是继续“入乎其内”,细论老舍的文化心理、“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之类。而且,将“文化”与“文学”这两个不同等次的概念进行平行论列,也欠妥当、周详。其次,由于专著主要是在作者以往研究基础上的补充、扩展与深化,因而虽不乏学术创新意义,但难免有观点、材料等方面的重复。最后,还可要求作者进一步“出乎其外”,加强经典引述,提升理论品位。这一点,虽然作者在《后记》中也已谈到,即他力求“从老舍看二十世纪文学思潮更替,看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心理历程,看二十世纪社会与文化的艰难转变”,探讨与这个“点”相关联的“诸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甚至社会现象、精神现象”,但从现有成果来看,实际并未完满达到这种目的与要求。这一点,或许有些苛求,但却是包括老舍研究在内的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因而很有探讨的必要。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经典作家的研究,已经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如何既超越自我、又超越别人,不断提高研究水平?这是摆在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尤其是经典作家研究专家面前的严肃课题。实际上,全球化时代、信息社会以及学科的更新与发展,都向传统的研究领域、思维方法和知识结构提出了挑战,任何想一辈子“啃”一个作家并严守边界的企图都显得那样不合时宜。这一点,实际上兴泽兄也有自知之明。尽管他知道老舍是个博大的“说不完的世界”,有一种钻进去出不来、欲罢不能的感觉,但他也深知自己面临的尴尬,因而宣布该书是他“老舍研究系统工程中最后一项工程”,“是老舍研究系统工程的结束”(《后记》),从而决心开辟新的学术领域。我们期待着兴泽新的突破。

  与《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比较,古世仓、吴小美的《老舍与中国革命》4在立意、视角和行文等方面特色更为鲜明,体系更为完备。吴小美是老一辈著名老舍研究专家之一,曾单独或与人合作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近年来,她与学生古世仓合作发表了《老舍个性气质论》等影响较大的论文,《老舍与中国革命》是她俩合作的又一最新成果。
  首先,在选题上,虽然作家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是一个经常被人说及的话题,甚至还出现了《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5这样的专著,但从“作家与革命”这一角度切入,通过老舍这一典型来深入探讨作家与中国革命进程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这在以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尚不多见。
  其次,论题虽然是“老舍与中国革命”,但内容却不只限于老舍,而是“出乎其外”,将老舍与鲁迅、茅盾、丁玲、曹禺、沈从文等同时代作家进行比较,努力将作家研究上升为对文学发展普遍规律的探寻,从而显出作者勇于开拓、不断进取的决心与勇气。这种“理性”特点,我们首先从专著的章节设置上即可明显看出:第一,专著包括绪论在内共九章,其中绪论和第一、二、三章(近一半篇幅)均不专论老舍而是概论“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革命”(第一二三章即以此为副题,以上、中、下区分之);第二,虽然第四至第八章以老舍为中心进行论述,但在章节的标题上仍以理性色彩较浓的文字进行概括,如“人格建构与文化革命”、“现代知识者的精神突围”、“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和“在新时代的熔炉和炼狱里”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保持和强化这一特色,全书各章后均以“小结”形式进行理论总结。如果说,这种章节设置还是表面现象的话,那么,内容的扎实、观点的新颖和话语的睿智就是显示研究者功力的“真家伙”了。如认为:焦灼的现代忧患意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根本意识,老舍的思想、行为、创作理所当然地表现出智者的焦虑与勇者的承担;新文学对文学消闲趣味的极力排斥和不断以论说施以打击,正是这种忧患时代的客观需要与主观意愿的表现。在中国革命的统一实践中,常常是政治革命的严峻现实激发着文化革命的问题意识,文化革命的思想启蒙又呼唤与促生着政治革命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进行。老舍和众多“老舍们”的确不太“懂得”中国革命,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却无时无刻不在接纳政治的介入;老舍的小说(尤其是后期的小说创作)中的“文化介入”,实质也是革命与革命进程的介入。老舍的弱点就在于他实际上不懂政治,而热切的使命意识又使他难免要站在道德立场上作回避不了的政治批判。当他认识到自己的弱点之后,直面苦难与文化批判的结合,就成了他不得不做出的重大抉择。同时,作者还认为,整体而言,从中国新文学第二个十年开始,知识分子作家在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进行的长期争论和争执中,主要显示了三种文化类型特征:政治型作家、政治文化型作家和伦理文化型作家。其中政治文化型作家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文学主张最成熟、思想发展最具有连续性、创作实绩最丰厚、对政治的理解也较冷静的一批。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将鲁迅的一系列文化命题——如改造国民性问题、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态度问题、关于改造中国的力量问题、关于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问题、关于“黑色的染缸”以及“横站”与“直走”等问题——推向深入的重要作家。鲁迅的作品即使不直言现实政治却都是匕首投枪,老舍是刻意“追赶”革命最后却被革命所建构。如此等等。
  还须指出,虽然专著是从整体上概论老舍与中国革命,似乎主要是进行“外部研究”,但实际上不然。由于作者是素养较深的专家,有过《老舍个性气质论》等“内部研究”的前期成果,因而该著能将“内”“外”研究有机结合,深入到老舍的人格心理与个性气质等层面,显示出既宏观大气又深刻细致的特色。如专著认为,以新国民的人格做事而建立一个新国家,是老舍改造社会的公式。其中隐含着老舍面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时突出的国民—子民心态。它以内容复杂的忧患意识为核心,既显示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独特性,也表明了老舍与革命认同的限度。孤高意识,是牵连老舍的忧患意识和子民心态的心理基调。它不仅是老舍深沉的忧患意识的上浮,而且是老舍本色的子民心态的潜沉。它不仅把老舍的忧患意识导入忧愤深广,而且也把老舍的子民心态引向独立不倚。这一点,对于认识老舍与革命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视角意义。不仅如此,仔细分析老舍“孤高意识”的实际状况,还可发现其明显的自信与自卑相统一的心理特征。对于老舍这个特殊的作家来说,越是远离政治,就越是显示了他民族心理压抑的状态,越是使他的民族心理压抑被延续和加深。只有在时代越是为消解老舍的民族心理压抑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时,老舍与时代的关系就越紧密。或许到那时,他所遇到的又是政治上的自信与自卑的较量。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老舍的孤高意识、子民心态、民族心理及其与时代政治的辩证关系的透辟分析,确有其独到、深刻之处。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经典作家的研究,的确要进一步拓宽领域,提升品位,力避低水平重复。在这方面,《老舍与中国革命》比《老舍与二十世纪文学和文化》更有开拓和示范意义:它努力跳出传统的作家研究的思维模式,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研究和理论研究有机融合,在向广度拓展的同时尽力向深度掘进。然而,这也仅只是一个开始。它虽做到了“以点带面”,也有一些横向比较,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比较研究”:不说与外国的狄更斯、契诃夫等比较,就是与老舍同时代、同类型的作家如巴金、曹禺等进行具体、细致的比较也属阙如;而不进行具体比较,我们就不能对老舍等进行小说史、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准确定位,也不能正确评价其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贡献。如有人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话剧的代表者是田汉、曹禺、夏衍等”6;“在二十世纪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三个问题摆在人们的面前:一、怎样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二、怎样对待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三、怎样对待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对文化的要求与影响?......应该说,曹禺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与处理是最正确的,体现了他十分高超的文化策略”7。我认为,在这里,论者明显忽略了老舍在话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在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存在着扬曹禺而贬老舍的倾向。这就很值得探讨和研究8。
  其实,不只是与曹禺等作家和戏剧等文体进行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从民族文学与满族文化方面,从老舍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之影响(如老舍与邓友梅、苏叔阳、李龙云等人的比较)等方面进行研究。如关纪新长期以来从满民族气质特性的角度研究老舍,并在这方面取得了独到而突出的成绩9,其视角、方法和经验就很值得借鉴。而从他目前获准并从事的国家课题《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来看,他的这一研究又拓展到了一个更加广阔和高远的境地。从这里,我们也窥见了老舍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前景之一。

  在老舍研究领域,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张桂兴教授的文献研究。张桂兴几十年来坚持不懈,长期执著于老舍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至今已编著、出版了《老舍旧体诗辑注》、《老舍资料考释》、《老舍文艺论集》、《老舍著译编目》、《老舍与第二故乡》、《〈老舍全集〉补正》和《老舍年谱》等数百万字的成果。其中《老舍年谱》、《老舍资料考释》和《老舍旧体诗辑注》还有初版本和修订本两种。目前,计划出版的还有《老舍传》、《老舍论》和《老舍学》,正从事的还有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基督教徒”到“人民艺术家”——老舍创作新论》10等。
  应该说,张桂兴的老舍研究成果丰硕、成绩巨大,其甘于清贫、勇于奉献的精神更令人感佩。然而,长期以来,他的研究却被人轻视或不被承认,其理由即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不是严格的科研。他为此而付出了痛苦的代价。那么,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资料整理与考证等究竟有没有价值?是不是科研?是否应该被承认?在此问题上,我们的传统观念的确存在误区与偏见。可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有所认识和反思,并决心采取措施纠偏。人们认识到:“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是亟待抢救的文学和文化遗产,搜集、整理并将它们刊布出来,不仅是为现代文学学科保存资料,而更着眼于这些文献本身巨大的文学和文化价值的传承”;“新的文献资料的发现、整理和刊布,不仅是重要的基础研究工作,而且往往意味着学术创新的孕育和发动,所以其学术价值不容低估。但长期以来通行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出版体制和学术评论惯例,对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和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没有给予平等的待遇和公正的评价”11。因而呼吁学术界尽快改革不合理的学术价值观念和不公正的评价体制,“努力对同行们的文献研究成果给予与理论研究成果同等的重视、同样的机会和认真的评论”12。同时,人们还认为,“独立的文献史料准备是独到的学术创见的基础”,“充分掌握并严肃运用文献是每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因而要“允许并鼓励硕士生、博士生积极选取有关现代文学文献研究的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题目,培养出文献功底扎实、学养健全的专业人才,使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后继有人,进而提升现代文学研究的科学性”13。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为张桂兴的老舍文献研究正名并作评述了。
  《老舍资料考释》14共76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包括《老舍青少年时期若干资料补正》、《老舍在济南齐鲁大学新考》、《老舍在山东大学及青岛的新材料》、《老舍与冯玉祥的交往和友谊》、《老舍一生结社及任职考》、《老舍笔名考》、《老舍旧体诗考》、《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以及《老舍主编及参与编辑的刊物考》、《老舍四封佚信的史料价值》、《老舍致郭沫若夫妇的八封信》等16辑。下册主要是《老舍著译系年编目》和《老舍著译分类编目》两辑。它的独到之处,用舒乙的话说,一是它的深度,二是它的新颖,三是它的序列化。“无论是上面的哪一条,全是结结实实的考证,全是大量占有资料的结果,全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其工作量之大,耗时之长,跑路之多,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15。《老舍与第二故乡》16初稿编成于上世纪80年代,原名为《老舍在山东》。这次除更改书名外,还对原稿进行了较大修改:“不仅补充了近年来发现的一些老舍在山东的新材料,而且还特地增加了若干研究内容,从而大大加重了本书的分量”;同时,“本书上编研究部分的若干章节,曾经在国内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过”17。现全书共48万多字,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研究篇,即《老舍在山东研究》;中编为作品篇,即《老舍笔下的山东》;下编为自述篇,即《老舍谈在山东的创作》。当然,就学术性和研究价值而言,应以《〈老舍全集〉补正》和《老舍年谱》为最。
  《〈老舍全集〉补正》18近53万字,分《〈老舍全集〉校读》和《〈老舍全集〉补遗》上下两编,主要是针对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19卷本《老舍全集》而作。即作者一方面认为,《全集》的问世,“不仅对21世纪的老舍研究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另一方面,“也为《全集》所出现的严重资料错误而深感不安,觉得它对老舍研究无疑将会产生负面效应,影响老舍研究更深入更健康地进行”19。因此,作者严肃指出,首先,《全集》对自己所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未能全部贯彻,对读者所做出的“没有撤去任何一篇”的承诺也未完全兑现,结果导致《全集》仍然不“全”。其次,在内容上,对已经收入《全集》的部分文章,不仅未能兑现“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相反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删节改动”。同时,由于《全集》的编选未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在借鉴以往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因而使那些过去曾经“删节改动”过的篇目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全集》。而这些删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对编选者最起码的要求。最后,作者指出,出现以上遗憾与差错的原因,一是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二是缺乏专家、学者的参与;三是运作方式的失误,即以近20年前编选的问题较多的16卷本《文集》为基础;四是校对的粗疏。20这些,的确是一个资深文献专家的真知灼见。正是出于对学术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私奉献,作者耗费大量时间精力,不仅将19卷本《全集》相当一部分文字逐字逐句细读,而且将其与原刊认真对照,从而具体指出两者在语言、文字、语法、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并辨析正误,说明原因。这样,作者就以个人的学识积累和巨大劳动,为《老舍全集》这项民族文化工程的修葺、完善,奠定了扎实基础,作出了独特贡献。
  《老舍年谱》(修订本)2186万多字,分上下两册。早在1997年初版本出版时,舒乙和舒济在《序》中就指出,该《年谱》与众不同之处是:一、信息量大:“尽量搜罗一切细节,将可能找到的线索尽行收集”,因而它“涉猎的事件多,条目多,内容丰富”;二、新:“它利用了近年来各种领域里涌现出的一大批科研成果”,因而“更加新颖,更加完美,更加有整体感”;三、工具性强:可以当“老舍百科全书”用。这些,大致是符合《年谱》实际的。修订本除保留初版本的这些优点外,又有较多增补和较大提高。这些,作者在《后记》中也有具体说明:一、在检索体系上,初版本以《老舍文集》为蓝本,修订本以《老舍全集》为蓝本,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其新颖性与实用性;二、在资料运用上,修订本吸收了近年来发现的大批新材料,重新改写了部分篇章;三、在文字表述上,修订本对所引述的绝大多数资料进行了再次核对,除订正个别显系误置字外,其他一律以最初发表或最早出版的原始资料为准,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资料的准确性;四、在全书结构上,个别文章的编排更为合理、切情。正是如此,修订本的确比初版本更准确、完备、翔实,因而其学术水准更高,其实用价值也更大。从这里,我们也再次看到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断超越自我、也超越别人的决心与勇气。
  总之,老舍研究与其他中国现代经典作家研究一样,应力争走出传统思维模式的误区,逐渐走出“大作家主义”、“大文类主义”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与古代文学研究接轨,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经典化;另一方面,应不断开阔眼界,拓宽视野,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以往重视不够或研究较薄弱的纪实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等领域,从而开创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作者: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1 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温儒敏:《〈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3 王富仁:《一个城市贫民作家的精神历程——石兴泽〈老舍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4 古世仓、吴小美《老舍与中国革命》,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5 朱晓进等:《非文学的世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 董健:《戏剧与时代》,第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董健:《戏剧与时代》,第2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8 笔者曾写有《老舍在20世纪话剧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对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贡献》一文进行商榷,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1期。
  9 在这方面,关纪新发表了《老舍,民族文学的光辉旗帜》、《老舍,一位“民间艺术化”的大文豪》、《老舍和他的小说创作》等论文和《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等著作。
  10 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页:200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选揭晓。
  11 《“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共识述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3期,《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6期;转引自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论衡》,第288-290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2 同上。
  13 同上。
  14 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15 张桂兴:《老舍资料考释?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版。
  16 张桂兴:《老舍与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张桂兴:《老舍与第二故乡?编后记》,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19 张桂兴:《〈老舍全集〉补正:空前的学术价值,难以弥补的遗憾——〈老舍全集〉十九卷本读后(代序)》,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版。
  20 同上。
  21 张桂兴:《老舍年谱》(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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