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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是这样当会长的

2015-12-23 16:12|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442| 评论: 0|原作者: 舒乙|来自: 《炎黄春秋》

摘要: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文学艺术家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团体,存在的时期是1938年3月27日至1945年10月14日,以后正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协会章程规定设总务 ...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文学艺术家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团体,存在的时期是1938年3月27日至1945年10月14日,以后正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协会章程规定设总务部,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先生连续七年,连选连任,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总理会务,所以,老舍先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成了全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历史上文人团结得最好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被公认有两大功劳:一是团结了全国的文化人,一致对外;二是文艺走向了大众。 
 1944年4月17日在重庆百龄餐厅,为老舍先生举办了隆重的生日茶会,主题是纪念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暨四十五岁生日,有三百多人参加。朋友们讲了很多话。由邵力子先生主持。讲话的人有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茅盾、顾毓秀、孙绳武、张道藩、沈钧儒、董必武、杨云竹等。还有许多人写文章,称赞老舍先生为团结文人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茅盾在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之实现。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抗战初起,平津相继沦陷,上海、南京和广州也先后失守,大批文人由北方、东方和南方三个方向退到武汉,政治上左、中、右都有,总数多达六七百人,因为抗战而走到了一起。老舍于1937年年底11月18日抵达汉口。当时,周恩来和王明正在武汉领导中共南方局,积极地从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方面也要抓文艺方面的领导权。国民党左派领袖冯玉祥将军当时也在武汉,身旁已聚集了一批爱国的作家、画家、学者、民间文艺家和艺人。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和冯将军不约而同地想成立一个全国性民间的文艺界群众组织,为抗日做宣传,做鼓动,做服务。阳翰笙受周恩来委托,率先在作家中酝酿成立文艺家协会,用自己的稿费请了两回客,约上华林、王平陵、姚蓬子、胡风、冯乃超、楼适夷等人,开始做筹备工作,并得到邵力子的赞同和支持。他们得知老舍先生已经到武昌,决定请他出山。老舍先生非常积极,决定和大家一起干。他正式被邀请住到冯玉祥将军那里,和先期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的何容、王老向、赵望云等人相聚,帮他们办通俗刊物《抗到底》杂志。 
    据于志恭回忆,有一天,周恩来和王明到福音堂去拜会冯玉祥,谈成立“文协”的事。周恩来主动向冯玉祥透露,不准备让郭沫若和茅盾出面,因为如果他们两人出面,张道藩那些人就不会来,甚至无法坐在一张桌子旁来开会。周恩来向冯玉祥询问:“从大局出发,您有什么建议?”冯玉祥将军说:“我这里倒有一位好人选,老舍先生刚由济南逃出来,他很合适。”冯玉祥将军认为老舍先生爱国,人缘好,无党无派,又肯吃苦,在文坛上很有威望。冯玉祥刚刚写了一首诗《提个小箱子撵中华》:“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箱子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蹈汤赴火为抗战!老舍先生不顾家,提个小箱子撵中华;满腔热血有如此,全民团结笔生花!” 
    1938年2月开始,到3月下旬,开了两次预备会和五次正式筹备会,都由老舍担任主席,并推举老舍、吴组缃起草大会成立宣言,推选老舍等十一人起草会章,推茅盾起草致世界文坛信,推楼适夷起草慰劳电文、胡风起草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决定3月27日为成立日。推选周恩来、蔡元培、居正、陈立夫、方治、罗曼?罗兰、威尔斯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名誉主席团成员,推选叶楚伧、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老舍等为主席团成员,推选王平陵、穆木天、王老向、胡风为大会秘书。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市总商会正式宣告成立。会议通过了会章,经过秘密投票,选举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楼适夷、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沈从文、曹禺、朱自清、朱光潜、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周立波、艾芜、欧阳山、黄源、宗白华、梁宗岱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叶楚伧、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烽、舒群等十五人为候补理事。 
    4月4日,冯玉祥召集第一次理事会,推选老舍、胡风、郁达夫、王平陵、楼适夷、胡秋原等十五人为常务理事,并推老舍、华林分别为总务部正、副主任,姚蓬子、王老向分别为出版部正、副主任,郁达夫、胡风分别为研究部正、副主任。在以后七次年会上老舍先生一直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副主任除华林外,徐霞村、孙伏园也担任过。就这样,老舍先生正式担起了领导“文协”的重担。 
    老舍写了一篇《入会誓词》:“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做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分会遍布全国 
    “文协”成立后,第一要务是发展会员。根据会章,会员入会有相当严格的标准,一定要有著作,而且还要把出版的著作寄来,实在不方便,也要把出版地点告诉总会,以便查核。其他艺术门类的人想参加“文协”,要婉谢入会,但欢迎他们参加活动,待其他种类的协会成立后再转出去。入会要填写详细的会员登记表,由“文协”组织部按程序查核批准入会。 
    因为许多文人后来纷纷奔赴各个战区,有的则分散于大后方的其他城市,于是十人以上成立分会,十人以下成立通信处或联络处。成都率先成立了“文协”分会,负责人是李�氯恕⒙弈钌�、沙汀、朱光潜、马宗融、陶雄、刘盛亚、谢文炳、周文、萧军等,后期有叶圣陶先生。出版了《笔阵》和《通俗文艺》等刊物。   桂林分会的负责人是欧阳予倩、夏衍、王鲁彦、孙毓棠、凤子、胡愈之、宋云彬、朱雯、罗洪、林林、盛成等。邵荃麟于1941年创办了《文化杂志》。王鲁彦于1942年创办了《文艺杂志》。 
    昆明分会的负责人是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穆木天、施蛰存、雷石榆等,发行的刊物是《文艺岗位》。 
    贵阳分会的负责人是谢六逸、王亚明、蹇先艾、张梦麟等。发行的刊物是《文协》。 
    香港分会的负责人是许地山、戴望舒、叶灵凤、许世英、简又文、楼适夷、萧干等。会刊是《文艺周刊》,还出版英文版的《中国作家》月刊。茅盾先生于1941年9月在香港创办了《笔谈》。 
    延安分会成立于1939年5月,负责人是丁玲、周扬、成仿吾、萧三、沙可夫、张庚、周文、刘白羽、何其芳等。发行的刊物是《大众文艺》。 
    晋察冀边区分会成立于1940年7月,负责人是成仿吾、沙可夫、周而复、袁勃等。 
    宜昌、襄樊分会的负责人是臧克家、姚雪垠、田涛、孙陵、陈北鸥等。 
    此外,在西安、嘉定、新疆、兰州、内江、三台、赣州等地也成立了分会。在北碚、晋东南、榆林、固城等地成立了“文协”通信处。 
    “文协”总部西迁重庆后,会址设在重庆临江门横街33号,重庆大轰炸之后迁到张家花园65号。 
    “文协”还成立了“通俗文艺讲习会”,由老舍、萧伯青、何容、王老向、方白、赵纪彬六人担任讲师,免费授课,出版了讲义。以后专门成立了“通俗读物委员会”,由老舍、何容、王老向、欧阳山、谢冰莹、孔罗荪、杨骚、陈白尘、胡绍轩、郑伯奇等十六人为委员,老舍召集会议。又专门成立了“文协”的“国际文艺宣传委员会”,由王礼锡、戈宝权、徐仲年、胡风、陆晶清、安娥等人负责。 
    缺钱少人,活动奇多,生龙活虎 
    最头痛的事是“文协”没有钱,聘不起驻会工作人员,只有一名干事,兼文书,兼会计,兼庶务。几乎所有的事,老舍都是自己动手,自己跑腿,外带自己掏腰包。在“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上,老舍先生亲笔写的会务报告有二十五篇之多。 
    因为是群众团体,没有固定的财政支撑,租不起像样一点的会所。三间小屋而已,一间由干事住,另一间办公,剩下一间就是大家聚会的地方。办公的纸张、文具买不起,邮电费、出版费、稿费……都得要付,只得到处去化缘;可是每星期都要开讨论会,每月还要开晚会或者联欢会。没办法,只好让冯玉祥将军或者邵力子先生请客,再不然就AA制。后来,正式办理了社团组织注册,老舍先生常常自己到社会部、中宣部、教育部三个部门去要钱。 
    “文协”的活动内容和方式很多: 
    一、召开文艺问题座谈会、先后举办过诗歌座谈会、戏剧座谈会、小说座谈会、民族形式座谈会、戏剧民族形式座谈会、怎样表现主题与怎样创造人物座谈会、年度文学趋向的展望座谈会、小说中的人物描写座谈会、如何加强文艺界总动员座谈会、历史剧问题座谈会、文学与美术座谈会、出版自由座谈会等等,这些座谈会一般有十至三十人参加,谈得相当深刻,很有内容,有针对性,各抒己见,互有借鉴,也有争论,有时甚至很激烈。 
    二、召开文艺晚会,开始差不多每星期一次,后来一个月一次,晚会不是请专业演员来歌唱或舞蹈,而是以作家朗诵自己的新作为主,间或朗诵鲁迅先生的作品或者世界名著的片段,既是联谊,又是展示自己创作和才能的平台。也有专门的戏剧晚会、音乐晚会、交响晚会、舞蹈欣赏晚会和诗歌晚会,1940年演奏过《黄河大合唱》。 
    三、召开鲁迅先生纪念大会,每年必开,由老舍先生和冯玉祥先生轮流主持。 
    四、每年都要召开“文协”年会,老舍先生要报告一年的工作,总结成绩,说明缺点,安排下一年的工作。出版部、宣传部、组织部、研究部也要报告工作,有时分会的代表也来介绍他们的情况。年会照例要进行选举,安排人事。 
    五、为庆祝文艺界人士的生日而集会,先后有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洪深五十寿辰、老舍创作二十周年暨四十五岁诞辰、茅盾五十寿辰等。 
    六、1941年起,“文协”发起设立中国“诗人节”,安排在每年的端午节大诗人屈原投江的日子。有集会,朗诵诗歌。 
    七、开会纪念外国著名作家,纪念过高尔基、普希金、罗曼?罗兰、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等。 
    八、开会欢迎外国来访作家,欢迎过英国诗人奥登、小说家伊粟伍特、女作家阿特丽、日本女作家绿川英子等。 
  九、开会欢迎来重庆的作家如巴金、冰心、茅盾、宋文彬、彭燕郊、严杰人、华嘉、任乐等。由狱中放出来的陈独秀在台静农的陪同下由江津来到重庆,住院治病。老舍先生知道后,曾到医院去看他。 
  十、派作家参加战地慰劳团和作家战地访问团,其中重要的有三次:一次是派郁达夫和盛成去台儿庄慰问抗日将士,深入到李宗仁将军的前线指挥部,写出了详细的战地日记。第二次是派以王礼锡为团长的作家战地访问团去前线访问,团员有宋之的、罗烽、白朗、李辉英、葛一虹、以群、杨骚、方殷等十三人。第三次是派出“文协”代表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南北两路慰问团。1939年下半年,老舍先生参加了北路慰问团,在为期半年的时间里,行程两万多里,足迹遍布一、二、五、八、十等五个大战区,最东边经陕西潼关,到了河南洛阳,最南边到了湖北老河口、襄樊,最西边到了甘肃的兰州、青海的西宁和宁夏的银川,最北边过陕北榆林到了内蒙古的五原,其间两次路过延安,见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慰问途中,老舍先生三次遇险,几乎丢掉性命。他边走边写,后来还完成了一部三千句的长诗《剑北篇》,被朱自清评为抗战诗坛上“有意在使诗民间化的两部代表作之一”。 
  十一、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和会员。抗战后期,国民党对后方进步文人实行白色恐布,常常秘密逮捕或绑架他们,这样的事情先后发生在冯雪峰、魏孟克、方殷、骆宾基、冯维典(丰村)等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会员落难,老舍不能坐视不管。知道消息后立刻打听他们被监禁在哪里,多方奔走,找军政方面的有关人士设法营救,他本人以“文协”负责人身份做担保人,签字画押,终使他们获释出狱。当事人中有人并不知道老舍当时的种种努力,直到几十年后,偶然看到旧档案里的披露才知道,不禁感动得痛哭流涕。   十二、组织作家卖字捐稿劳军。1941年“文协”发起作家捐稿费的运动。作家们本身就很穷,口袋里掏不出多少钱来,于是,又发起卖字的运动,他们把字画的价格定得很便宜,大多三元至十元,让同样贫穷的青年学生也买得起,少数例外的稍稍高一点。老舍先生代表“文协”首次献金五百元。预计半月之内可以达到三千到五千元,全都当劳军献金捐了出去。 
  十三、组织征文评奖。1939年“文协”曾发布征文通告,征文十万字以上的小说,题材限于:(一)前线的战斗情势,(二)沦陷区域的生活动态,(三)后方生产建设的发展过程。由“文协”负责评选。中选的连载于指定的报刊上,并帮助作者出版,还要举行授奖仪式,颁发奖金。第二年年初正式公布了《评选委员会产生、组织及工作方法纲要》,以示公开、公正、公平。1945年为庆祝茅盾先生五十诞辰,又开始茅盾文艺奖的征文活动。 
  出版《抗战文艺》杂志 
  《抗战文艺》是“文协”的机关刊物,前后共出了10卷77期64册,始自1938年5月4日,止于1946年5月4日。担任日常编务的是孔罗荪、姚蓬子、王老向等人,何容、以群、锡金、绍轩等人也出过大力。《抗战文艺》前后发表了900余篇作品。它自始至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把通俗文艺读本送到前线 
  倡导通俗文艺,就是要将通俗唱本印成小册子,成千上万地直接送到前线士兵的手中。所谓通俗文艺,就是大鼓、单弦、快板、相声、河南坠子、旧戏、太平歌词、山东快书、评书、拉洋片等等民间形式,是传统的、民间的、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门类。老舍想到,绝大多数老百姓不识字。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写报告文学都不行,流行不起来。只能求助于四种艺术形式:一、通俗文艺,二、歌咏,三、木刻,四、戏剧。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这四种文艺形式空前地发达起来。可是,现代作家绝大多数对通俗文艺很陌生,甚至完全不懂,也不太喜欢。老舍先生出身北京,出身满族,出身寒苦,喜欢通俗文艺,喜欢京戏,懂得这些下层人和普通人喜欢的艺术门类。于是,他就和几位志同道合者担当起了创作适合抗战需求的通俗文艺作品,成了现代曲艺改革的先驱。 
  早在济南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着名的老艺人刘宝全等学习大鼓的唱腔。他一到武汉,就帮助何容、王老向他们编辑通俗期刊《抗到底》。一上手,他便为拉洋片的画配唱词,学着用“往里瞧来,往里看,看了一片又一片”的格式写抗战的内容,用来鼓动老百姓上前线杀敌。 
  在武汉,他又开始向鼓书艺人富少舫(艺名山药旦)、董莲枝学唱梨花大鼓和京西大鼓,还向由河南逃出来的三个男人学唱河南坠子。他居然写了三千多句有抗战内容的河南坠子唱词,被三个男人背熟,并且上了弦板,后来又回到了河南,用河南坠子唱出去。 
  老舍先生后来又开始写抗战的大鼓和相声。演唱这些唱词和表演相声的演员,像富少舫、董莲枝、富贵花以及欧少久,当时都成了著名曲艺表演家,和老舍也成了终生好友。抗战胜利后,老舍先生在美国,把这些演员在抗战中的事写成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再后来,还写成了五幕话剧《方珍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之后,提出的口号是“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正式把给士兵和民众写通俗读物的事列入了“文协”的议事日程,召开了“怎样编制士兵通俗读物”座谈会,有二十位作家先后发言,提出了“旧瓶装新酒”的主张,赞成文艺要大众化,通俗化,下基层,利用传统的形式去讴歌新时代,去鼓动民众,直接面对士兵和民众。 
  “文协”于1939年2月又专门成立了“通俗读物委员会”,有委员十六人,由老舍先生挂帅。大家决定先写出一些通俗读物来,印上一二百万份小册子,像小唱本似的,送到各个战区的前线去,直接送到士兵们手中,请识字的念给大家听。 
  “千字斗米”和援助贫病作家 
  抗日战争后期,物价飞涨,物资供应困难,民不聊生,作家们的日子也变得越来越艰难。写作不能糊口,职业作家变得越来越少,纷纷去做兼职,但工资低微,仍是难以为继。洪深被迫全家自杀,幸亏被救,得以往生,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震惊了整个大后方。“文协”以维护作家权益为己任。于是发起了争取提高稿酬的运动。这个运动有个生动形象的名字,叫“千字斗米”运动,意思是给每一千字要付一斗米的价格,当时一斗米是八十元,很快就涨到一百二十元。消息一出,各方也一起帮助呼吁,《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给文艺作家以实际帮助》的社论。 
  当时,作家稿酬版税也一降再降,由百分之十五降到了百分之七八。“文协”在1943年又专门发布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税意见书》,明确提出版税要最少百分之十五。通告全国各地分会,请各处自己主持的文艺杂志和出版社首先实行,以资倡导。 
  许多作家贫困交加,生病无钱买药治病,以致英年病故,如王鲁彦。“文协”于1944年又发布了《发起筹募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缘起》,呼吁社会别让作家们“自生自灭,惨死异乡,全家断炊”,号召大家都来捐钱救命。《缘起》一公布,各界各地先后响应,热烈程度超过预期,极大鼓舞了处在穷困贫病中的广大作家。 
  综上所述,老舍先生当会长的“文协”,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真正为作家服务;协会领导人跟所有作家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亲人的关系;领导都是内行,懂得创作规律,按创作规律行事,商量着办,民主协商,而且自己带头搞好创作;“文协”精兵简政,一切自己动手;真干事情,干实事,干繁荣创作的各种大小事;关心自己的会员,爱护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救助他们,维护他们,真正为他们服务。这些好传统,今安在哉? 
2015年第9期 炎黄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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