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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老舍逝世五十年祭

2019-8-30 09:12| 发布者: 老舍学| 查看: 1053| 评论: 0|原作者: 孙洁

摘要: 从小羊圈,到太平湖,老舍走过了67岁的人生,却兜兜转转,没有走出以他出生的那所破房为圆心、四五里地为半径的一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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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暑假,我去北京玩,有一天跟朋友约了到国家京剧院转转。他在电话里说,你坐地铁到平安里下车,然后怎么怎么走。

  车到平安里,离和朋友约了见面的时间还早,就想在附近转转。作为一个从来不辨东西南北的上海人,我出了地铁口一时间不知该往哪儿走。信马由缰走了几步,一个路牌照亮了一切——小杨家胡同。


  上一次到这里还是1994年暑假,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那年我大学毕业,跟着老师跑去长春参加了一个老舍研讨会,再到北京和我爸汇合,我带着我爸,我爸带着钱,在北京转了一个多礼拜,尽兴而回。

  那年北京非常热——还是北京的夏天从来就是非常热?想起汪曾祺的《八月骄阳》——那天,我们先到护国寺大街看了梅兰芳故居,再沿着护国寺大街穿到新街口大街,往右拐,找小杨家胡同。这里是老舍的出生地,在老舍的诸多作品里,它有一个更好记更亲切的名字,小羊圈胡同。

  在《四世同堂》里,老舍这么描绘小羊圈胡同——

  祁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说不定,这个地方在当初或者真是个羊圈,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样直直的,或略微有一两个弯儿,而是颇像一个葫芦。通到西大街去的是葫芦的嘴和脖子,很细很长,而且很脏。葫芦的嘴是那么窄小,人们若不留心细找,或向邮差打听,便很容易忽略过去。

  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从老舍还没出生前很久,到现在,一直就长这样。你要是沿着胡同西头的新街口大街一直走,不仔细看,很容易忽略了它的入口(葫芦嘴),但是大胆往里走,里面还挺宽敞的,《四世同堂》小说里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就是在这条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你方唱罢我登场,演出了一场场歌哭歌笑的人间悲喜剧。

  老舍童年的故家——8号院已经非常破旧了。它和北京所有的待拆的老房没有任何区别:纸痕斑驳的灰色砖墙、破损的红色大门、门框外砖墙上有半副春联,下联贴到上联的位子上了,所以也说不上来那究竟是上联还是下联。只有门梁左侧挂着的门牌号码“小杨家胡同8”默默宣示着这所破院子的身份。老舍小时候,院儿里栽了两棵枣树,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被伐去一棵,剩下的那棵一直顽强地独自活着。院儿里是住家,不能随便进,枣树的老枝就善解人意地斜伸出墙头,等着和路人合影。我1994年去的时候就和它合过影。但是现在,这棵枣树已经没有了。


  2

  刨去大量以北京(/北平)为背景的作品,里面必然会写到的北京城的各种民居院落,老舍至少有三部作品是明确以这个小院儿和这条胡同为故事发生地的,它们分别是《小人物自述》《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仿佛是命运,这三个作品,《小人物自述》和《正红旗下》都是只开了个头,没有写下去;《四世同堂》倒是写完了,作者却在最后发表的时候遗弃了最后的一些章节。虽然《四世同堂》后来根据英译本强行补齐了结尾,它仍是不完整的。所以,这三部以老舍故家为背景的小说,终于都是残破的。就是这三个残破的作品,构成了老舍一生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回望故园的“三部曲”。

  老舍生于1899年2月,次年,八国联军入侵。老舍的童年经验和中国近代的屈辱史相重合,加上他本人从二十多岁起一直在外漂泊,“故乡景物”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挂念,所以,家传成为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备选题材。1944年,老舍的“发小儿”罗常培先生写文章说:“十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七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这是一条相当有价值的回忆,它告诉我们,老舍在1934年前后就已经开始考虑写家传了。随后,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老舍1937年终于动笔写《小人物自述》,但是才发了个开头就被战争打断了。

  不管怎么说,老舍童年的玩伴——那所破房和两棵枣树——终于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出现了:

  院里一共有三棵树:南屋外与北屋前是两株枣树,南墙根是一株杏树。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当夏初开花的时候,满院都是香的,甜酥酥的那么香,等到长满了叶,它们还会招来几个叫作“花布手巾”的飞虫,红亮的翅儿,上面印着匀妥的黑斑点。极其俊俏。一人秋,我们便有枣子吃了;一直到叶子落净,在枝头上还发着几个深红的圆珠,在那儿诱惑着老鸦与小姐姐。

  写着写着,老舍有点激动地说:

  ……可是据我看,假若私产都是像我们的那所破房与两株枣树,我倒甘心自居一个保守主义者,因为我们所占有的并不帮助我们脱离贫困,可是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它至少使我自己像一棵宿根的小草,老固定的有个托身的一块儿土。

  虽然长年在外漂泊,然而童年景物时刻在心底浮现,“它给我们的那点安定确乎能使一草一木都活在我们心里”。就是这么挥之不去,就是这么念念不忘。

  《小人物自述》的写作被打断后,投身抗战文艺的老舍始终没有好好写过小说,直到《四世同堂》——


  祁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作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他逐渐的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须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子儿”。

  整个1950年代,老舍几乎完全是以一个戏剧作家的面貌出现的,转机出现在“广州会议”之后。要万分地感谢老舍的家人,历尽千辛万苦为我们保存了老舍只写了十一章的《正红旗下》残篇,在适当的时候向世界展示了1960年代中国小说本可以达到的高度,也留下了老舍对故园和枣树的最后的念想:

  我们是最喜爱花木的,可是我们买不起梅花与水仙。我们的院里只有两株歪歪拧拧的枣树,一株在影壁后,一株在南墙根。

  就这样,老舍一生的牵挂,被他明白无误地还原为他自己在小羊圈胡同的旧居,甚至旧居的两棵枣树。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眷念,是老舍本人对于自己持有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的最生动的脚注,它拒绝被拆毁,拒绝被迁徙,拒绝“旅行”的状态,拒绝一切变化,它就是老舍名篇《断魂枪》里神枪沙子龙抚摸着凉滑的枪身,喃喃自语的“不传”二字的本义。

作于2004年8月的一幅素描,当时枣树还在(画师不详)

  3

  残酷的事实是,《正红旗下》恰因了嗣后不久柯庆施提出“写十三年”的口号而夭折。1963年12月25日,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在观摩演出会上,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是实际上他们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的斗争。”老舍正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终止了《正红旗下》的写作,也终止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以“不传”的方式。

  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要说说清楚。《正红旗下》如果写完,将是老舍的一个三部头的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

  1985年,赵家璧先生在长文《老舍和我》中,披露了老舍1949年归国时的写作计划:

  ……他向我详细讲到了他计划回国后准备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他的计划是第一部小说,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他自己的历史;第二部小说,写旧社会的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小说,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如何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他信中还说,这三部长篇,可以放在全集的最后部分陆续出版。那将是第二个十卷中的压轴之作,将和第一个十卷中的第一部分《四世同堂》成为《老舍全集》的首尾两套重点著作。

  谢和赓回忆,1966年4月末,老舍又谈起当年的这个写作计划,并且说:“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我可对您和谢先生说,这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谢和赓说:“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烈,热泪不禁夺眶而出。王莹也很动感情,两个人相对无言,久久不能开口。我亦默坐一角,感慨万分。”(《老舍最后的作品》)

  1966年4月,老舍在《北京文艺》发表了他最后的作品,快板《陈各庄上养猪多》。虽然我一直认为《陈各庄上养猪多》从宣教曲艺的角度看还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但是毕竟和《正红旗下》反差太大了。这个反差,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何况是怀着对自己创作能力满满的自信、对文学本身无限的热爱,写作了一辈子的老舍。老舍说过:“文艺决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自谴》)然而,他竟和他的王掌柜一样,在文学之旅上“改良”了大半辈子之后,终于无路可走。

  4

  光阴荏苒,老舍自沉太平湖已经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间,已经出现了很多写老舍之死的作品,小说、散文、论文、戏剧、音乐……应有尽有。我独爱汪曾祺的《八月骄阳》。

  张百顺把螺蛳送回家。回来,那个人还在长椅上坐着,望着湖水。

  柳树上知了叫得非常欢势。天越热,它们叫得越欢。赛着叫。整个太平湖全归了它们了。


  张百顺回家吃了中午饭。回来,那个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


  天黑了。张百顺要回家了。那人还在椅子上坐着,望着湖水。

  蛐蛐、油葫芦叫成一片。还有金铃子。野茉莉散发着一阵一阵的清香。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欻的一声,又没到水里。星星出来了。


  1966年8月24日,老舍就这样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

  太平湖离小羊圈不远。我用网上的电子地图查了一下,大概步行半小时能到。

  太平湖离老舍母亲的旧居更近。舒乙老师在《父亲最后的两天》里说:“太平湖正好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和城内的西直门大街西北角的观音庵胡同很近很近,两者几乎是隔着一道城墙、一条护城河而遥遥相对,从地图上看,两者简直就是近在咫尺。观音庵是我祖母晚年的住地,她在这里住了近十年,房子是父亲为她买的,共有十间大北房。”

  积水潭也在太平湖的不远处。老舍说过:

  面向着积水潭,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想北平》)

  这么说吧。从小羊圈,到太平湖,老舍走过了67岁的人生,却兜兜转转,没有走出以他出生的那所破房为圆心、四五里地为半径的一个圆圈。老舍在这里出生,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当劝学员,从这里出发去面对八方风雨,回到这里给母亲购置了房产,曾经发愿在这里面对着湖水快乐地坐一天,也真的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面对着这里的湖水沉默地坐了一整天。最后的最后,当喧嚣散尽、夜幕降临,他走入那片湖水,用生命里最后的力气重复《四世同堂》里老实巴交的祁天佑最后的遭遇:“很快的,他想起一辈子的事情;很快的,他忘了一切。漂,漂,漂,他将漂到大海里去,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而且洗净了他胸前的红字。”

  五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八月骄阳下的北京还是这么热,但是太平湖已经没有了。

  小杨家胡同里,那所破房还在,两棵枣树也都没有了。

  没有就没有了吧。只要你记得,曾经有个作家叫老舍,他说:“我爱咱们的国啊,可是谁爱我呢?”

  粉蝶儿、黄蝴蝶乱飞。忽上,忽下。忽起,忽落。黄蝴蝶,白蝴蝶。白蝴蝶,黄蝴蝶……河灯亮起来,一盏,两盏……漂,漂,漂,漂向远方,自由,清凉,干净,快乐。远方,在那无名之地,梦的前方,有一所破房、两株枣树、一片无边伸展的湖面。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那里,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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