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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巴迪先生近年来的"老舍研究"——老舍先生百年祭

2006-11-12 11:19| 发布者: 网站管理员| 查看: 2181| 评论: 0|原作者: 吴永平|来自: www.laoshexue.com

摘要: 一,巴迪先生新开课程"北京人种学及文学研究"①  巴迪先生是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以老舍研究为主,曾翻译出版过老舍先生的《老牛破车》《正红旗下》,主持翻译过老舍先生 ...

一,巴迪先生新开课程"北京人种学及文学研究"①

  巴迪先生是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教授,专攻中国现代文学,以老舍研究为主,曾翻译出版过老舍先生的《老牛破车》《正红旗下》,主持翻译过老舍先生的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曾任教于法国国立师范大学,除授课及撰写论文外,还主持着一个"老舍国际友人会",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曾被我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誉为"巴黎的老舍专家"。

  他过去发表的研究论文,我在国内时也曾拜读过,总的印象是:走的路子与我们基本相同,无非是搜集资料,剔扒梳抉,去伪存真,提炼观点,整理成文而已。未见其有什么新观点和新方法。(笔者附注:此文作于1998年,当时未认识到巴迪先生研究方法的妙处。去年笔者再度访法,与巴迪先生长谈,并收集他的全部论文,翻译研究后改变了看法。请参看笔者2003年的论文《再论巴迪先生的老舍研究》。)

  笔者于1993年赴法国进修,专程去拜访过巴迪先生,得知他新开了一门课,名为"北京人种学及文学研究",听起来不象是文学专业的课程而是介于人类学及文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兴趣陡生,于是选修了他的这门课。一年的课听下来,总算对巴迪先生的这门新课有了一个基本概念。巴迪先生在课程导论中这样写道:"从老舍的作品出发,利用文学作品和肖像学资料研究从清末到抗战前夕北京人的文化传统"。巴迪先生所说的"北京人"实际上指的是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而"文学作品"主要指的是老舍先生二、三十年代的作品,而"肖像学资料"则是巴黎各博物馆的中国文化藏品及他在中国搜集的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画册。这门不同一般的课程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不仅应对国外同行的研究成果感兴趣,更应注重对他们的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

  巴迪先生为了便于学生们了解老舍先生的小说作品,组织了全系的汉语教授,精选并翻译了老舍先生创作于二三十年代的九篇小说,结集为《北京人》②,收入《断魂枪》《老字号》《我这一辈子》《邻居们》《柳家大院》《月牙儿》《歪毛儿》《兔》《善人》。这几篇小说是公认的老舍短篇小说中的精品,由此可以看出主编者的眼光。译著前后附有序言、参考书目和跋,均是巴迪先生亲撰。

二,巴迪先生认为老舍先生的小说表现了满族文化心理

  如果仔细读过巴迪先生为《北京人》所作的序言和跋,你就会发现,他的目的并不只是想通过这几篇小说来介绍老舍先生的小说艺术和优长之处,而是想通过小说研究的角度考察老舍小说艺术所赖以发生的社会文化土壤。从考察老舍先生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入手,探索老舍先生与满族文化的关系。这种研究方法综合了创作心理学和文艺发生学的诸种特质,是一种介于文艺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新的研究方法。    

  巴迪先生从60年代起涉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很"传统"的,近年来研究方法发生转变,这门新课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顺便提一下,巴黎汉学界所执的研究方法一直是很传统的,与我国五六十年代近似,巴迪先生近年来研究方法的突变在巴黎汉学界引起了一些窃窃私语,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让我们先看看巴迪先生的为这部选集所作的序。巴迪先生在序文开头首先引用了一位名叫乔冶·罗迪蒂的哲学家的名言:"老死不变的人,总有一些他们独有的品质"。这句话是序言的总纲,无非是强调老舍先生一生都对某种事物有所坚持,因而形成他的作品的独特性。接着往下看,序言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么几句:

  "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为京都的北京,在三十年代叫'北平',帝制推翻后,那些旧式的满族家庭既不能为新的制度服务,也没有力量再反抗,因为剩下的那些所谓有名的'八旗兵'们,现在既不会玩刀弄枪,也不会骑马了。他们一个个都靠出卖他们的府第和其中的珠宝度日。"

  "老舍出世一年后成了孤儿,不久,帝制推翻,他真成了'无父无君'了。他曾在回忆中度过了好几年,回忆他知道和看到的一切如何逐渐地消亡,从中培养出自己考古学,更是人种学的眼光,他企图用这种眼光去挽救一个正在遗忘中沉沦下去的世界;从中也产生了一个所有伟大作家都具有的思想,一个不停地受到时代观念萦绕的思想。"③

  这个结论是令人惊奇的,巴迪先生竟认为老舍先生以"考古学"和"人种学"眼光,通过他的小说作品来挽救一个消逝的世界——满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国内的所有老舍研究者们从未提及类似的话语,也许连想也不曾想过。

  巴迪先生接着写道:

  "一个世界毁灭了,个人的秉性也随之发生嬗变。这个集子中所精选的老舍的故事和小说同样会在这方面引起人们巨大的兴趣,它们直接而明显地展示给我们看'文明'的某些限制,如果说'文明'的内涵不太确定的话,那么,通过与它的反面概念--'野蛮'的对照也许是有益的。在那个'传统'或'规矩'统治一切的社会里,妓女是一位正直的姑娘,警察是一位上了老婆当的可怜人,'摩登'教授和他的老婆终究也是些普通的人:他俩都为自己很有教养而自豪,都认为自己是最进步的,可一旦邻居的孩子踩了他们的院里的花,偷了他们树上的果子,他们照样会暴跳如雷。"

  老舍对老北京的怀恋与挚爱是众所周知的,他的被收入这本集子的几篇小说所表现的社会生活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主人翁或是妓女或是警察或是武师或是普通教员或是一般市民,他活画出了这些小人物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各自不同的心态与举止。对于法国学者来说,《北京人》里所描写的生活都是很"传统"的、很"规矩"的,距离他们的"文明"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规范很远,然而,他们却从老舍笔下的传统的生活中发现了许多值得珍惜的东西:新的制度和新的生活-"文明",与旧的制度和旧的生活-"野蛮",在不停地发生着冲突,你要"文明"吧,"文明"却逼得人们日益丧失善良的天性,使人们趋向野蛮,你要"野蛮"吧,但野蛮的时代毕竟过去了,时代的发展趋向是不可逆转的。法国是世界浪漫主义文学的滥觞之地,"怀旧"和"疑今"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特征,巴迪先生认为老舍先生作品具备着这种"所有伟大作家都具有的思想",赞扬他自觉地描写出了一代人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现实与历史的冲突,且不尽于此!

  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结论,巴迪先生在序言中特别声明《北京人》中的几篇小说都不是"主题小说",认为老舍在小说中并不企图说明什么,而只是如实地展示生活;巴迪先生似乎认为对生活作评价那是政治家或思想家的事情,小说家能将社会生活和心理浓缩、提炼并展示出某些令读者瞩目的方面也就算尽了作家的能力了;从这里可以见出中西文艺评论家们思想方法论上的某些差异。

  巴迪先生认为老舍小说中的怀旧和疑今心理在本世纪20-30年代的满人中具有普遍性,巴迪先生在序言中引证了一位西方社会学者的诊断,"北京居民有一种强烈的抵制变革的倾向,彼特·李在一篇评论清末小说的论文中写得很准确,'北平是反对变革的最顽固势力的堡垒,那里传统的势力有力地控制着它的子民,面对改革时他们最先想起的是过去,他们的人生理想是绅士的游手好闲,个人的地位及能力的标准也是如此:懂礼貌,知礼节,有风度,是成就个人地位及能力的必要条件,也是一个人社交成功的标志'"。

  清末民初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的这种普遍的病态心理在老舍的小说《正红旗下》有过传神的表现,而巴迪先生则进一步认为老舍早期作品中也表现出了上述这种普遍的心态,并充分肯定老舍先生的这种矛盾心态于文学创作的某种合理性,并由此演绎开来,认定老舍终其生是在力图挽救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不管他是从感情上还是从道德上,也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并充分给予肯定的评价:

  "表面上看,作者的呼喊是徒劳的,北京再也不会是从前京都那副老样子了。《断魂枪》中那位镖局老武师在小说结尾曾发出了令人心碎的呼喊:'不传不传!',老舍的呼喊和他是相通的。政治变革将危及这些传统的价值观:人性的善良,天生的人道精神以及幽默性格,但不能将其毁于一旦。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写的戏剧不一样,并不是主题小说,但是,如果说从这些作品中还可以得到什么教益的话,那就是,形形色色具有自己特性的北京人经历了所有的政治变革生存了下来,而老舍先生自己,却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批殉难者中的一个,他没有能从那些年青的刽子手手中逃脱。诚然,老舍的故事在今天是很少有了,但正象老舍自己所说的,只有那些一辈子都是在他的故乡城市生活过的人,才能对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作出最后的判断。其它的人最好闭嘴,强聒势必不知所云。然而,生活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有笑容也有泪水,有鼓舞人心的教诲也有令人绝望的言谈,对某些人而言,生活就是不断的破坏和不断的建设,对另一些人而言,生活只是一场梦,一场幸福的美梦,阳光来临时一切将化为乌有。"

  巴迪先生认为老舍先生与许多大作家的相通之处在于:理智上倾向新的,情感上依恋旧的,对社会现象不爱作政治判断,而爱作情感判断。是耶非耶,尚待研究。然而,我们也知道,老舍对老北京的风物确实是始终怀着一种留恋的感情,他不止一次地声称老北平是自己创作的源泉,不少人对他的这种坦率不以为然,这也是导致他文革前及文革中备受指责的原因之一。巴迪先生是法国人,他的母国出过不少全世界公认的大作家,前如巴尔札克,后如普鲁斯特,他们的小说都富于独创性,而那种复杂的矛盾的"怀旧"及"疑今"情绪正是他们的共同的首要的特征,然而丝毫不损及他们的伟大。也许是由于高卢民族审美的习惯与我们存在某些差异,巴迪先生对老舍先生的理解经常超越我们习惯的思维定势,我在听课时也经常感到理解困难。我还清楚地记得巴迪先生在讲授老舍作品《老字号》时那种无法抑制的倾倒神情,对这篇作品,他一再拍案叫绝,称赞老舍先生抓住了北京人的灵魂,并反复向学生们强调老舍作品中的"怀旧"和"疑今"的显著特征,他自豪地为找到老舍创作心理中的伟大作家的基因而激动。

  老舍先生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热爱是世人皆知的,他在很多作品中提到北京,那分依恋,那分真情,读之令人心动,随便来几段,便觉韵味无穷:

  "十年了,十年了,没回来过;一回来呀,看什么都顺眼......就这么乱七八糟也够味儿!

  北平真带劲!一到前门车站,我心里就象吃了个凉柿子,甭提多么舒服了!(引自老舍《方珍珠》)"

  "在抗战前,我已写过八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虽然我在天津,济南,青岛和南洋都住过相当的时期,可是这一百几十万字中十之八九是描写北平。我生在北平,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就完整的,象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立在我的心中。我敢放胆的描画它。它是条清溪,我每一探手,就摸上条活泼泼的鱼儿来。"(引自老舍《三年创作自述》)

  现代文学研究者都知道,综观老舍先生的全部作品,凡是他自觉自愿地到他熟悉的"清溪"里探手的,就是"活泼泼"的;而凡是勉强地到不熟悉的"塘堰"里捞取的,就要少了许多灵气。我国过去曾有过的不利于作家创作的大气候其重要特征就是只让作家去某些"塘堰"里捕鱼,而不让去"清溪"探手。具体到对老舍先生的创作心理研究而言,弄清"清溪"的内涵与外延是非常重要的,巴迪先生研究工作新开拓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他认定老舍先生创作心理上的"清溪"就是"童年记忆"或"童年印象",而老舍先生的"童年记忆"或"童年印象"则植根于旧北平的社会文化生活,与满族文化传统、生活模式及风俗习惯紧密攸关。

  丹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谈到,人们在一部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中所能读到的,无非是一种人的心理,一种时代心理或种族心理,或称前代感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不必避讳提及老舍先生创作心理中的这种"前代感情",也许这正是打开老舍创作奥秘的一把钥匙。

三,巴迪先生认为老舍小说努力表现本民族生存危机

  巴迪先生所主持翻译的《北京人》中所提到的"北京人"实际上说的是居住在旧北平的满族人。这一点,巴迪先生的跋中写得很分明,跋题为《关于北京的专著与文章》,其中大量引述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过的外国人的著作,以证实老舍先生的作品与当时满族人的境遇的联系。他写到:

  "除了少数几篇外,下面提到的书目大部分都是西文的,它们都有不容忽视的价值,他们提供了精确的观察和充分重要的肖象学的资料。尽管有这些先驱者们的著作,北京人种学仍有待撰写,尤其是关于那个时代,自从长期的中国化后,满人把中国文化推到了她的高峰,正如人们所知道的,曹雪芹,著名的《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满族人,而且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④

  这是第一段,巴迪先生在此明确表露出他的新课题"北京人种学与文学研究"的课题所欲解决的问题——满族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及老舍作品与满族生活的关系。这种方法,照我的理解,基本上还是从文艺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家及文学作品进行考察。但把满族人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提到如此高度,过去似乎还没有过。

  "当老舍进行创作的时候,帝国文化的时代已经远去,而且它的衰亡在加速,正如姜莫兰(译音)回忆:"在几年之间,统治者的民族的后代就消失在被统治者中间,满族人已经永远消失了,但过去的生活图景仍活在他们的记忆中,但那些历史以及与历史有关的一切都将隐藏在民俗学的阴影中"⑤。

  对满族人来说,"消失"也许一度成为历史事实,在老舍生活的那个时代,满人是讳言"满人"族籍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舍先生也从未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族籍。清末民初的社会变动对满族人的影响之大也许是其它民族中人所难以体会的,这些残酷的历史波澜是否就是形成老舍"童年记忆"和"前代感情"的酵母呢?巴迪先生引证了一些当时的目击者来重现那一幕:

  "帝国复灭后满人的悲剧在另一个见证人笔下有所披露:'他们的数量当然相对来说是有限的,担他们的境遇却相当悲惨,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从富贵与悠然的境地突然堕入贫穷的境地,对他们而言,痛苦也较其它人来得大。不必去观看新闻栏目,任何人今天都可以看到出身高贵的满人在拉洋车,他们的妇女被人雇为女佣,最悲惨的是,他们的姑娘过着不名誉的生活,其目的只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家庭的生存,众所周知,北平城里至少有七千妓女,其中大部分是满族人。人们也知道,满人家里的姑娘和妇女们化装或者蒙上头在夜里拉洋车。几乎每周都有人自杀,不是上吊就是投河。当地报纸上充斥着这样的新闻。'"⑥

  "后一个见证人毫不犹豫地指出满人与美洲印第安人的相似性,'在清帝国复灭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满人就在城内的府邸里与汉人聚居,自从民国以来,满人变穷了,而现在,甚至那些贵族们也要拍卖自己的府邸和珍宝,而那些贫穷的居住在营地的满人被迫离城出走以谋生计。北京城的常住人口有一百二十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满人,现在这四十万满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据说,他们如今最高尚的职业是教外国人北平方言,每月可以挣到六到三十块大洋;有些满人上街卖艺,因为他们有一付天生的好嗓子和优雅的举止,他们赚的钱显然比给外国人教书来得多,但许多满人过于自尊,宁可受穷也不肯登台卖艺。此外,在北平的九千名警察中,至少有六千名是满人,这些满人警察在城内都有家庭和亲眷,这个事实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总不给人们添乱,甚至在时局不靖长期欠薪的情况下也总是那么老实。然而穷满人的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这个城市里有三万辆洋车,每辆洋车两个人拉,(一个白天拉,一个晚上拉),因此有六千洋车夫,但这卖苦力的活不能再养活第三个人。现在不妨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些人都是那些统治中国三百年的统治者们的直系后代!多么残酷的事实!这个不幸的民族的妇女和儿童所经受的痛苦更甚于族中的男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青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满人。更有甚者,昔日权贵的女性后裔被迫卖给汉人当姨太太……据说前皇上的一个侄女下嫁了当地一家餐馆老板的儿子,代价只是给她父亲四千大洋。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缺少或者根本没有冬衣。那些警察的小孩,成天跟着洋车在街上跑。其它的满人,也很长时间没有得到俸银了。无论是谁看到这种情景都会不禁把满人与美洲的红皮肤的印第安人联系起来。'"。⑦

  读到这里,大概谁也会不禁自然地联想起老舍先生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天桥,大杂院,窄街狭弄,洋车夫、妓女、警察、艺人、票友、吃教的;也会联想起老舍先生的亲朋戚友及他自己的遭遇,他的亲朋戚友中就有拉洋车的,当警察的,卖艺的,唱戏的,他童年的女伴中就有沦为妓女的,而他自己也曾入过"洋教",后来也曾在"洋教"中人的引荐下,远渡重洋去英沦三岛"教外国人北平方言",他自己也能唱,也能演,也能说,有着一副"好嗓子"。由此及彼,我们不能不承认上述残酷的事实确是实录,数百年骄奢淫逸的生活已把一个蹈厉风发的民族的戾气销蚀殆尽,骁勇善战的八旗子弟已不再能横枪跃马,在惊涛裂岸的时代风潮冲击下,他们毫无挣扎之力地堕入生活的泥沼之中,逆来顺受地咀嚼命运的苦果。居住在北平的满族人中,当年有多少被迫当洋车夫的,有多少被迫沦落花街柳巷的,有多少当警察以度余年的,有多少由票友而艺人的,我们没有必要怀疑上述引文中所描述满人悲惨境遇的真实性,而老舍先生当年就是终日与这些血淋淋的生活为伍,当他动笔写作时,这些郁积的悲愤怎能不自然而然地涌上笔端呢?老舍先生二三十年代创作的小说中,表现北平下层人民生活与挣扎的作品多是传世之作,其中《月牙儿》《骆驼祥子》毫无疑问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们把作品中的典型形象与上述引文联系起来,我们很容易发现老舍先生创作时滴血的心灵,他为中国劳苦大众而泣血,更为本民族的悲惨命运而泣血,他是蘸着同族父老兄弟姐妹的泪水在创作。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对清末民初满族人的遭遇是漠不关心的,即使在今天,满族人的后裔在谈论这段历史时也不能有所讳言。诚然,旗人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而他们只不过是承担了不可避免的历史性的悲剧命运而已"⑧。满清政权统治的末期政治腐败,造成中华民族近代史上的百年耻辱,由此而形成社会上普遍的"排满"和"仇满"的情绪,也因此而形成某些敏感的满族人对中国历史的负罪感,老舍先生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老舍先生在解放前不大讲自己是满族人或者旗人,这主要是受辛亥革命的影响。他觉得他的祖先,主要是指清朝末年的满族统治者,给中国丢了人,现了眼,很不光彩。"(舒乙《再谈老舍和满族文学》)

  巴迪先生注意到了老舍先生的这种"负罪感",他努力地对这种心态进行历史的分析,他引证了一位西方学者的观点作为旁证:

  "在王朝衰败的同时,南方的反叛势力在扩张,社会上有这么一种需要:寻找一个对中国目前状况负责的替罪羊,于是,一种仇恨,几乎完全是民族仇恨在上升。他们呼吁:反对满人。这种仇恨今天仍能从教科书和政治书籍中看到"⑨。

  清未民初盛行于中国的反满情绪不是没有原因的,也不只是找个"替罪羊"的问题,历史的积怨和现实的愤慨容或兼而有之,民族仇恨也不能排除;但事实是明摆着的,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二百年的事情,那正是满族统治中国期间,满族统治阶级对抗历史潮流,抵制改革,当然应负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作为满族人的后裔不必为此而负疚,哪朝哪代哪个民族没有亡国之君;然而,老舍先生长期地自愿地肩起这历史的苦难的闸门,他的忠厚诚挚也许是唯一的,他的自责体现了身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一员的强烈的认同感。在著名的戏剧《茶馆》中,老舍先生假人之口,高喊:'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里面包含着多少话,多少辛酸,多少内疚,多少觉悟,多少历史,老舍先生真是个宽厚的仁者。

四,关于"隐式满族文学"

  巴迪先生的"北京人种学及文学研究"这门课是为博士研究生开的(本科生也可以作为学分选修),我就读的这个班只有六七名学生。主要教材就是翻译的老舍短篇小说集《北京人》,每次讲课前都复印出若干份发给学生。"肖像学资料"则是巴黎各博物馆的中国文化藏品及他在中国搜集的有关北京历史文化的画册,巴迪先生或是在授课时展示若干画面印证老舍小说内容,或是亲自带队参观某博物馆,把课堂搬到社会上。他在讲课时毫不隐昧对"满族文化"的仰慕之情,尽管他给学生们讲授"满族文化"所依据的资料较贫乏,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审视颇有疑义,但笔者当时也深深地为巴迪先生时而涩重时而飞扬的神态所感动。巴迪先生从未怀疑自己立论的准确性,无论是从他的著述或是从他的授课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把老舍先生的大部分著作都当作反映清末民初满族人生活的实录,且把清末至抗战前夕时的北京文化看成是满族文化的象征和积淀,他对这一点从不怀疑。

  这门课开了一个多学期,期末照例要进行考核,考核的形式是自选论文题目,诸如《北京的老字号招牌》、《北京人的服装》、《北京人的饮食》等等(这里提到的北京,实际上是老北平,20-40年代的老北平)等等,巴迪先生并开了一张长长的老舍书目让学生们参考。学期末,由巴迪先生主持,全系教师听审学生们宣读论文,果然,所有的论文都无一例外地论及满族文化。

  巴迪先生如此认真地把老舍先生的小说看成是对满族生活的表现,把他的小说看成是研究当年满族人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个观点我们国内尚未有人提及。

  我们知道,舒乙先生曾提出研究老舍作品时应注意发掘其中的"隐式满族文学"的课题,他还提出了应根据作品人物的籍贯、职业、生活变迁、气质与原形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有一条不符合,则应存疑。根据这些标准,舒乙先生认为靠得住的"隐式满族文学"只有《月牙儿》、《歪毛儿》和《我这一辈子》;而巴迪先生主编的《北京人》短篇小说集中《老字号》《断魂枪》《邻居们》《柳家大院》《善人》《兔》等篇则不在舒乙先生所认为的"隐式满族文学"之内;而老舍先生最重要的作品《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也因其不符合其中某一条标准也被否定了;不仅如此,舒乙先生还认为老舍"解放前写的绝大部分作品中找不到直接描述满族人的篇章",显然,舒乙先生的标准、判断和结论与巴迪先生的看法相距甚远。

  舒乙先生的判断标准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巴迪先生在集子谢辞中曾提到,编选这个小说集时广泛征求了意见,其中包括老舍夫人及其子女,以及他所结识的几个旅居法国的满族人后裔。可以说,巴迪先生把集中所有小说都认定是表现满族人生活的作品,这种结论并不是草率的。

  巴迪先生在《北京人》书后所附录的研究满族文化参考书目,列在首要位置的是老舍的作品:《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牛天赐传》《猫城记》《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义和拳》《我热爱新北京》《正红旗下》《鼓书艺人》,这些作品都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本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用作研究满族文化的重要参考书。这些作品是否表现了满族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国内研究界尚未有统一意见。

  这些作品跨度之大,几乎包括了老舍的整个创作生涯的各个阶段,选取标准与巴迪先生在序言中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他认为老舍的文学创作与满族的命运是至如至终是至关紧密的,他对本民族的挚爱是始终如一的,这种情感是"老死不变"的。

五,旗人文化,亦为中华文化血脉之源

  五十多年前,老舍先生曾这样论述中华文化:

  "拿过去的文化说吧,哪一项是自周秦迄今,始终末变,足为文化之源的呢?哪一项是纯粹我们自己的,而末受外来的影响呢?谁知道!就以我们的服装说吧,旗袍是旗人的袍式,可是大家今天都穿着它。再往远一点说,也还不保险,唐代的袍式是不是纯粹中国本色的呢?"⑩

  当年说这番话时,正值抗战时期"民族形式"讨论的热潮之中,当时,老舍先生还隐藏着自己的族藉,这番话是站在汉文化本位上说的,但其中的满人情结以及为少数民族文化争一席之地的呼吁已溢于言表。

  少数民族文化在数千年与汉族文化的溶合中,共同组成中华文化的浩荡血脉,这一点在今天恐怕不会有什么人还存在什么异议;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民族文化的溶合过程中,仍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特征,关于这一层次的研究现在还不充分;尤其是对用汉语进行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而言,其民族特征隐藏在共同的语言外壳之下,研究工作尚付阙如。具体到老舍先生的创作而言,他的作品中处处可见的诙谐幽默,语言运用的风趣俏皮,哀而不伤的情绪,婉而多讽的风格,难道与满人气质真的没有一点联系吗?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有人把老舍先生的小说与他的族藉联系在一起了:

  "如果作家可以按民族分类,三百年中满族人有三位杰出的小说家,可称为满洲三杰。第一个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第二个是《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第三个当推老舍。

  "他们三人的题材是不同的,曹雪芹写言情小说,李汝珍写讽世小说,老舍的题材是穷苦大众,不写女人。

  "老舍的文字很象年轻的旗人贵妇,天然的脚不缠足。穿一件旗袍,自然之美,高胸细腰之美,均呈现出来。

  "天然的旗装是他独树一帜的创造。"(宁恩承《老舍在英国》)

  "天然的旗装",就是老舍创作的艺术风格,真是绝妙的比喻!

  我归国时,巴迪先生正在思考如何从艺术上深入挖掘老舍先生小说艺术与满族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他指导的一位韩国女博士研究生正在撰写一篇题为《老舍先生的小说创作与满族说唱艺术》的论文,并为搜集研究资料几度来中国,如今她应该已经完成论文答辨了。

  转眼之间,又过去了几年,巴黎第七大学的风物几度入梦,不知巴迪先生已经开始的极有新意的老舍研究是否取得了新的成果,他的新课程《北京人种学及文学研究》是否增添了新内容,这些都是我十分挂牵的。


  注释:

  ①课程名为"LITTERATURE ET ETHNOLOGIE PEKINOISES"

  ②巴迪先生选编的老舍短篇小说法文本原名为"GENS DE PEKIN",国内媒体译为  《北京市民》,该书1982年由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③巴迪先生为《北京人》所作的序,由卢龙译出部分,题为《老舍的〈北京居民〉前言》,载《读书》84.5。本文中所引用的序言主要依据卢龙的译文,卢龙  略去的部分由本人根据法文补足,未一一注明,如有错误,文责自负

  ④巴迪先生为《北京人》所作的跋由本人根据法文本译出

  ⑤译文出自《TIDES FROM THE WEST》,1947年,作者CHIANG MONLIN

  ⑥译文出自《SOCIAL CONFITIONS AND SOCIAL SERVICE EDUCATION IN PEKING》,  1923,作者TONG Y.L,原载《THECHINESESOCIAL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7期

  ⑦译文出自《LES MANDCHOUX D'HIER ET D'AUJOURD'HUI》,1930,作者JERMYN.  LYNN,原载《LAPLLITIQUE DE PEKIN》

  ⑧王献忠《老舍笔下的北京民俗》,载《读书》1984年8期

  ⑨译文出自《MANDCHURIA,CRADDLE OF CONFLICT》,1932,作者OWEN

  ⑩老舍《〈大地龙蛇〉序》,1942年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八日改定
  
载《民族文学研究》1999 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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